我和父亲聊了聊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

我和父亲聊了聊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

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1月 19, 2023 阅读 1148 字数 3995 评论 0 喜欢 0
我和父亲聊了聊90年代的国企下岗潮 by  小葛先森

今天,广州发布了蓝色雷暴预警,这个城市从进入夏日起没有一天是好天气,炎热的骄阳,加上不断消磨热情的机械工作,让人昏昏欲睡,呼吸里都是死气。

雷暴的同一天,我和发小陈志重新找回了联系。在一栋楼里长大,一起爬树玩泥巴,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棒冰你一半我一半的好朋友。12岁那年,我搬离了童年那个潮湿狭小的房子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对方。

前一晚,她发了一条朋友圈:今天发工资,带妈妈来看电影。照片里陈志身边的中年妇女,还是和记忆里一样,似乎不知怎么面对镜头,她笑容僵硬,双手不自在地合拢,佝偻着背,稀疏的头发凌乱盘起,对焦模糊。

在我12岁以前,她曾无数次把新鲜出炉的鸡蛋糕,塞进敲门找陈志的我手里。父亲说,她以前是纺织女工,在90年代初下岗后,一直以摆地摊,做家政工,闲时在菜市场卖自制的糕点为生,伴侣去世得早,女儿没有读大学,早早进入社会,而陈志,是她快40岁时在路边捡回来的弃婴。

前几周,我刚刚写完父亲的故事,而陈志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在最好的年纪,被迫背负了“为国分忧”的历史使命,后来的资料里记载他们,也不过只有一行字:落后的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冗余产能。

我的父亲在1985年从重庆的一间大学毕业。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最早考上大学的一批年轻人,他和我大伯一度也是最早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奶奶工作的纺织厂里,没人不知道,车间主任家的两个小子都在重点大学念书,一个在南京,一个在重庆。

异地求学期间,父亲和母亲相识。母亲是一个地道的重庆女子,她学生时的相貌清秀白净,而父亲,由于自小被知识分子的爷爷管教得严,性格温厚,却又不缺少西南人的闯劲。他俩的故事颇具80年代大学生活的所有特色:同班同学,机械系女生数量少,一个系只有7个姑娘。于是母亲和父亲刚进大学就偷偷谈起了恋爱,一毕业就结婚了。

父亲说,那时的他们,一起逛公园,一起上自习,互相辅导各自短板的课程,哪知就这么一起走了一辈子。

而奶奶说,毕业后,本没打算这么快让父亲结婚。作为纺织厂支部书记的她,那时本来想介绍工友的女儿给父亲认识,老实的父亲不知如何应对,母亲听说了,直接提出跟着父亲回一趟家。

那时,奶奶说,她透过窗户,看见在家楼下的是一个梳着大辫子的清秀姑娘。回头把父亲数落了一顿,就不再有二话,还全程包办帮助母亲迁户口。而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母亲并没有和家里知会一声,就擅自做了主张。

80年代末,大学生是高级人才,爷爷那会还没从轻工局退休,学校包分配,再加上一点关系,父亲便顺利分配到了家乡的机械制造厂,母亲则跟着父亲住进了婆家,爷爷托人帮忙,把母亲分配到了离机械厂不远的食品厂。

至今,父亲回忆起那段在机械厂工作的日子,脸上仍泛着红光。他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指尖点着桌面,挠了挠头发说,当时一进去,他就直接担任副厂长,还兼任车间的技术指导。不仅不用直接上机床,还可以轻松地坐办公室,协助厂长管理手下的工人。

父亲性格老实又随和,年轻且学历高,没有什么为官的架子,还经常接济着手下有困难的工人,不少年龄超过30岁的老员工,见面都会客气招呼一句“厂长早”。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比父亲早毕业很多年,他被分配到一家通信行业的国企,在市区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我的表哥也已经上小学。

省机械厂主要生产石英手表,那时缝纫机、手表和自行车是检验每个家庭是否富裕的典型“三大件”。本地生产的机械手表,则大量作为土货销往本地的百货公司,另外还有部分从边境出口到东南亚一带。父亲说,他在机械厂干到第8年,从1993年我出生开始,厂里的效益就每况愈下,那时上海生产的手表质量更好,而且价格低,本地的“土货”已经很难再有市场。

1995年起,机械厂就开始计划转型,原本的手表类轻型工业产品产量缩减,开始引进技术生产电火花机床,销路则主要转向外贸,以出口东南亚国家为主。但计划虽美好,车间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却大不如前,因为工资不增反降,谁都不想做比以前更累的活。

和不少老工业区的大型国企一样,那会的机械厂也已经成了一块疲软的海绵,人人自危,既发不出工资,也拿不出产量。

“从1997年开始就陆续有工人被内退。”父亲回忆。那时,厂长向所有车间负责人传达指令,从基层开始裁减人员开支,双职工中必须有一个内退,厂里可保留工籍外加停薪留职作为缓冲,去社区委员会开一个下岗证明,拿回厂里便可申请帮交社保5年,每个下岗员工都有100元的“下岗金”。

父亲说,厂里负责车间生产的几乎都是呆了至少8年的老工人,他手下双职工居多,大多来自市区周边的县乡,在市内租房,孩子也在市区上学。

而决定究竟先“淘汰”哪些工人的方法,是自荐,以及抽签。我不知道把一生的命运堵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壳做成的卡片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心情。父亲说,当时,连厂长也毫无办法,因为今年内完不成内退的指标,他自己也要遭殃。

我们家那时家境算是比较殷实,爷爷已经临近退休,奶奶还在纺织厂做车间主任,月收入800元左右,足以维持养老开支。

也许是因为双亲无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气盛,父亲作为完全无需内退的副厂长,却第一个提出辞职。工人们十分惊讶,厂长问父亲原因,父亲给出的理由只有一个:他要为国分忧。

“那时厂长经常用喇叭做这样的动员,说从党员先开始,为国分忧解难,为国下岗光荣。”父亲笑着说。
不过后来,他再细细琢磨了一下,觉得原因可能是觉得自己才30出头,还很年轻,又有高学历,正当事业发展的好时期,继续呆在效益不好的工厂里不会有多少前途,还不如趁早出来沾沾改革开放的春风。

对于这个决定,父亲说当时的奶奶几乎把筷子砸进碗里,她大骂自己的儿子作死,不懂得珍惜机会,居然自己放弃了稳定的工作。那时我上幼儿园,父母已经住进厂里分配的小房子,由于工作忙,便把我交由爷爷奶奶照顾。我的印象里他们很少在家吃饭,但每周一次,奶奶会用自行车载我去父母那里住一晚。
于是,30出头不久的父亲,在2000年到来之前,就带着“为国分忧”的冲动,投进刚刚在中国蠢蠢欲动的市场经济浪潮中。

去社区委员会领完下岗证拿完补助金后,他立马和一个台湾人搭伙做起了私人生意,还是生产机械手表,主要出口东南亚。他从一开始的技术员做到销售,一度收入不错。但1998年是一个节点。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他们之前的收入全部吐出,那位台湾搭档在结清款项后,也飞回了岛上,从此音讯渐无。
经历了一次生意的失败后,父亲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此后的两年,他带着曾经的 “重点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赋闲在家。而就在同一时期,我的大伯也赶着90年代末的淘金热,单枪匹马跑去了国外做生意。

每个家庭屋漏时,都希望迎来的是大晴天。但那时,母亲工作的食品厂也因为效益不好,濒临倒闭。爷爷托人将她转进附近的制药厂,算躲过一劫。

父亲说,在家赋闲的两年几乎是人生的低谷。他拒绝爷爷让他进事业单位的安排,因为不想整天和老人一起坐办公室,他为此不惜和奶奶闹翻。那两年,他每天看着妻子在外辛苦工作,自己却只能接送女儿上下学、料理家务。

由于女儿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大,母亲决定在工作之余,去摆地摊补贴家用。虽然已从食品厂离职,但借之前攒下的人缘,她给我认下了一个干妈。每天下班后,她就和父亲一起骑车去食品厂,和我的干妈一起,低价购入当天没卖完的糕点,再去市区广场上售卖。一个鸡蛋糕卖5毛,赚中间的2毛。

说到这里,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说他那时和母亲练出了一套躲避城管的套路:爷爷那辆老式的永久自行车,他在前面脚一蹬,母亲往后座一坐,抱着糕点箱哧溜一下,跑得飞快。

而后来我才知道,有一回因为雨天骑得太快,母亲从后座上摔了下来,糕点散落了一地,远处的城管看见后,就没再靠近了。

到2004年,大伯还是在国外,大半年才给家里来一个电话。和父亲同期下岗的一拨老同学,一起商量着去东莞做生意,问父亲是否同行。当时父亲很动心,但被奶奶拉着彻夜长谈一番后,他放弃了。

我问奶奶当时说了什么,他说,奶奶其实就只有一句话:“大的已经在国外没有音讯,你再走,这个家就要散了。”

父亲说,要是当时他单独去东莞,也许现在能赚些小钱回家,但会觉得对不起当初背井离乡跟着他走的母亲。

2005年夏天,父亲开始做电梯类的销售,从小品牌一直做到国外名牌。母亲也终于从制药厂挤进了医药集团。他们终于搬出了那套狭小阴暗潮湿的房子,搬进市区明亮的商品房。也是从那时,我才开始搬离奶奶家,和他们一起生活。

对此,父亲仿佛如释负重,他说,2005年后,他才感觉自己自由了。

他用的是“自由”这个词。现在,我和父亲聊起这段经历,他说这些事太平常了:“我算好的,你看你冯叔叔,从机械厂那会起就一直跟着我,下岗后只能做仓库管理员,到现在都2016年了,一个月还只有2000来块。你看市区周边那些出租屋,当年那里住的全是下岗双职工,我手下的几对夫妻,都是专线的民工,没有文化,40多岁你让他们上哪找工作去?我还年轻,还好。但他们本就图稳定和保障,结果被出卖了。”

我又想起了陈志的母亲,这个人生中远远没有遇到节点和机遇的中年女人,在失去工作后,曾尝试过一切努力去改善生活,但他们母女,到现在,还是住在我家隔壁,那个楼龄快40年的阴暗房子里。

所以,父亲觉得,正因为这种“出卖”已经形成浪潮,自己的经历才显得那么稀松平常。

我问起,那些同期下岗的,曾经客气地称呼父亲厂长的工人,后来都怎么样了。父亲沉默,似乎是回忆不起来了,过了良久,他才说,女的大多去做保姆和家政工了,男的话,应该都去摆地摊了吧。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想起了陈志的母亲。许多年后,我再一次从记忆的角落里翻出这些直接和历史浪潮相关联的碎片,这些碎片远远比白纸黑字里记载的,要更鲜活,更残酷。

“只能说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吧,穷人有自己的过法,这点的本质和富人相比,也是一样的。”对此,父亲只能这么说。

后来,我曾经的那个“干妈”,在上高中前我还见过一回,母亲说她下岗后就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闲在家,熬到了退休,就解脱了。

小葛先森
1月 1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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