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杀手

公益杀手

我们需要一批牺牲者,警醒世人,力挽狂澜,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善后。

7月 31, 2020 阅读 36 字数 4274 评论 0 喜欢 0
公益杀手 by  王若虚

我在靠窗的某张桌子边找到了樵先生。他应该比我早来很久,但并没有等得不耐烦。第一次见这么著名的天使投资人就迟到,让我非常惶恐。

打过招呼,坐下,樵先生没问我要喝点什么,他自己面前只放着一杯水。这个头发剃得很短、白色上衣一尘不染的男人,应该品尝过全世界最昂贵的饮料,现在化繁为简,极端朴素。

他一动不动盯着玻璃窗外的景色,那副黑框镜却摆在桌子上,不知他能看清什么。过了足足一分钟,他转过头,戴上眼镜,吐出一个字:“说。”

价值几千万的项目,取决于我接下去的开场白:“您杀过人吗?”

樵先生面无表情,似乎没有被我吓到:“我奉公守法。”

“您说到点子上去了,守法就是没有杀过人,杀人即犯法,但翻遍法律,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法律并没有禁止杀人。”

是的,没有任何一部法律里写着“禁止杀人”四个字。

《宪法》只说公民的生命权不可侵犯,现实是生命权无时无刻不在被侵犯,看下公安局法医停尸间就知道了。

《刑法》只告诉你杀了人且被抓到、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甚至当你因为杀人罪被判死刑、立刻执行时,你的生命权就要被国家侵犯了,没有还价的余地。解决办法是宣判死刑之前先剥夺其公民身份,这样便能两全其美,人人满意——除了犯人本人。

那么是什么在告诉我们不要去杀人呢?是恐惧和道德,对刑罚的恐惧,和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

但什么会促使我们去杀人呢?还是恐惧和道德。

恐惧有很多分身:抢劫犯杀人,是因为对罪行败露的恐惧;职业杀手杀人,是因为对贫穷的恐惧;情杀,是对失去爱情的恐惧;仇杀,是对世间不公的恐惧;自卫杀人,是对失去自己生命的恐惧;恐怖分子杀人,是对所谓的“事业”将要面临失败的恐惧;死刑杀人,是对犯罪分子继续伤害他人的恐惧。

除了醉鬼、吸毒者和心理变态的杀人狂,每个个体的杀意均出自恐惧。

“偷换概念。”樵先生说,“不过还算有趣,继续,你还没说道德的杀意。”

“我们总是把道德拔得很高,似乎比法律还要高级,觉得每个公民如果能守法是初步成功,如果能道德良好就是更上一层楼,但事情从来没那么简单。”

自从有了“道德绑架”这个玩法之后,道德就不再是单刃剑,它沦为了可以操控的工具,成了“军备竞赛”的一个指标。

在都不犯法的前提下,道德无可指责的人便可高人一等,道德有小瑕疵的人便可以笑话那些瑕疵比他们大的人,甚至给对方“判刑”,最简单的惩罚手段就是骂人,在生活里骂(当面或者背地),在微博上骂,在朋友圈骂,在“无秘”软件上骂。

当普通人觉得道德底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已经不能用“道德败坏”来形容时,杀意就会产生,因为他们知道法律制裁不了对方。

樵先生:“比如说呢?举几个例子。”

例子太多了,就说去年发生的吧,最有名的案件,女生A为了救女生B,被B的前男友捅了十几刀致死,B却见死不救,甚至对A的母亲避而不见,B的父母还推脱责任,说是A自己命短,和B毫无关系。网上一片喊杀声,不止对凶手,还对B。

樵先生点点头,表示自己听说过这件事。

还有X幼儿园老师给孩子喂辣椒酱、安眠药,又打又骂的新闻,不少受害的孩子诊断下来得了应激反应症,十个网民里一半都在喊着要处以极刑,其中除了为人父母者,还有很多甚至是未婚人士。

有个年轻有为的IT行业创业者,和妻子结婚没多久就被要求离婚,还各种勒索财产,这个男的最后跳楼自杀,前妻则人间蒸发,不管网友怎么骂,都没现身。

没有成为现象级的事件就更多了。有个同性恋患者对急诊医生隐瞒性取向和艾滋病史,医生给他开刀,划破了手。结果患者的病例败露,医生自己的检测结果没出来,为了向爱人负责,只能取消婚约,和女友分手。最后检测出来暂时没事,但代价惨重,还不排除潜伏期之后的情况。

还有个女司机在高速上错过出口,居然掉头一路逆向行驶,嘴里嘀咕“这不对,这不行”,最终引发了交通事故。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男人还一直教唆她快点开,开到出口就行了——全部过程都被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记了下来,传到网上,网友认定这个男的也该判无期。

至于写作圈,抄袭别人、赚得盆满钵盈结果还倒打一耙的作者不在少数,遇到哪个帮原作者说话的人就让助理打电话过去警告要发律师函,让对方删除博文。

再往前几年数,大学生跳水救人溺水身亡,高价捞尸体的新闻犹在耳畔。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吃的全是人肉。

这些案例至少还有个具体对象。还有很多情况下,大家都盼着“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那些抢占年轻人打球场地的广场舞大军,在公交车上专拣女孩子欺负的让座大爷,虐狗虐猫的无名杀手,纵容熊孩子闯祸的父母,大马路上在汽车跟前躺下的碰瓷老人……无一受到法律的制裁,光是道德的谴责也没有用处。

各种各样引人义愤填膺的奇葩太多,难怪有人说我国的网民总是处于愤怒和感动两种状态里,戾气太重,看到这种新闻,网友们都希望病魔战胜大妈/大爷。

我们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法律可不会凭着民愤就杀人。试想,如果民间出现这样一个“广场舞杀手”,“碰瓷终结者”,“让座大爷狙击手”,或者专门给熊孩子狂灌辣酱的辣酱狂魔,让这些人有所收敛,内心惶惶,那会了却多少网友的心愿?

“您觉得雇佣这样一个角色,为民除害,以平民愤,要多少钱?”

樵先生稍微迟疑了下:“五十万?”

我伸出食指:“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去年的统计数据是全国有7.5亿网民,双11的时候他们花了将近1700亿元网购。一百万个网友一个人花一块钱,就是一百万。一块钱现在除了能买到两根棒棒糖或者一包廉价纸巾,还能干吗?但每个愤怒的网友出一个块钱,就是一笔巨款。

樵先生:“你是说买凶杀人?”

我换了个坐姿,身体前倾:“很遗憾地说,您这个概念太落伍了,一点都不互联网+,如果我们换种思路呢?”

买凶杀人一般是指付了钱,雇佣一个人去犯下命案,毫无疑问这是触犯法律的,每个遵纪守法且富有道德感的公民都不该这么做。

但要是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有个家伙道德败坏,远远突破了底线,但法律奈何不了他。这时有个A先生故意杀了他,被抓了,证据确凿,执行了死刑。A先生还有个在读书的女儿,重病在床的父亲,收入微薄的妻子,好心的网友每人给他妻子的微信或者支付宝账户打去一块钱,最后居然变成了一百万,这算什么呢?这不是买凶杀人,这是做公益。

樵先生摘下眼镜,用衣服一角擦拭了许久:

“你所谓的好心网友,其实就是每个想要一时冲动杀了那个人但迫于恐惧和道德,自己下不了手的人,对吧?”

我摊摊手:“这个我不能下定论,但从法律上说,晒出自己的微信收款二维码,或者给某个二维码扫描付一块钱,都不犯法,这就够了。”

他没有停止擦眼镜,我都有点担心镜片会摩擦起火:“谁会为了这点钱铤而走险,拿出一条命呢?”

“那太多了,身患绝症的,极度贫困的,背了巨额债务没法翻身的,得了艾滋想报复社会但又不忍心伤害好人的,甚至精神病人的家属。你看新闻了吗,有个初一学生捅死班主任,因为未成年保护法,都没办法判死刑——三流初中简直是杀手培训基地。”

樵先生终于戴上了眼镜:“你今天跟我谈这个,就是想建立一个基金制度,对吗?保障这种先杀人、后捐款的……新做法能够实行起来。”

“和您这样高智商的前辈交谈真是叫人高兴。”

我兴奋地不由轻拍了下桌子,“前期投入只要一亿五千万,一亿用来保障一百个这样的公益杀手,五千万用来运营整个项目,包括进行间接的宣传——您知道,我们的做法超前于时代,有很大的风险。”

樵先生:“不光是法律风险,还有道德风险……”

“我理解您的顾虑,毕竟,这是牵扯到生命权的事情,但您想想,理论上的权利和实际操作永远是有差距的。为什么刑法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根源是对未犯罪者的警示作用。”

如果杀人不犯法,如果法律不作为,明天就有无数人横尸街头。同样道理,为什么碰瓷、欺负让座、广场舞占领球场、熊孩子和各种各样挑战底线的奇葩层出不穷,无法禁止?因为法律有空白处,道德规范又不能立刻生效。如果没有超强力的泻药,这个病人的躯体只会越来越肿大,最后爆炸,屎溅四壁。

我们需要一批牺牲者,警醒世人,力挽狂澜,他们负责冲锋,我们负责善后。

最神奇的人类都是呼唤“大爱”的,如果他们多读点书,会发现人类的发展历史就是在“爱”和“恨”的不断博弈当中行进的,光只有爱而没有恨,我们会仍旧活在原始猴时期。

“请您记住,我们现在谈的不是生意,是公益。”

我一边说,一边回忆着自己对樵先生的了解程度,他曾经花了不少资金在海水净化、新能源开发和“消灭饥荒”项目里,“那些未来的杀手们不是职业杀手,是公益杀手,您除了考虑各种成本,更要考虑子孙万代的未来,您正在从事一件超脱法律、比法律更全面和伟大的事业。”

樵先生摘下眼镜,摁了摁太阳穴,说,是啊,法律,我见过不少朋友逃脱法律的制裁,它的局限性我太清楚了,我大学就是法学专业毕业的。我的有些老师总爱把法律抬很高,就像有些作家把文字抬很高,什么神圣啦,至高啦,在我看来和传销组织中层干部没区别——法律和文字都是工具,是为了实现某种更加高级的目的而存在的。既然是工具,自然有其局限性,本质就和菜刀一样,你可以拿它来切菜,但不能用来修剪鼻毛。一个人虐死再多的野猫野狗也不会入刑,你揍了他,你要被刑拘,这就是法律的局限,也就是工具的局限。

我拍了下桌子:“您说得太对!”

樵先生第一次拿起面前的水杯:“你的项目构思很好,但真要我介入实施,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

“第一个被公益杀手除掉的人,必须是你。”

我嘴巴半张,半天没有回答,刚要开口,就被樵先生打断了:“你刚才其实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也很卑劣,伟大和卑劣其实是一体双面。如果我们的做法被人熟知,他们一定会认定最先想出这个主意的人很卑劣,除非,你亲自死于这种模式,那么人们只会敬佩你,你会变成一个伟大的烈士,我向你保证,我和我的资金,将一直支持你开创的这项事业!”

我双手撑膝,苦思良久,发现樵先生的话很有道理,便猛抬起头,拿过他面前的水杯,一饮而尽,长出一口气,道:“好!我答应你!但也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请说。”

“项目启动后,每个付了一块钱的人,您都要将其个人信息记录下来,在其临终之前,给这个人寄去一张账单,让那个人知道,他为这个伟大而卑劣的事业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樵先生说,我答应你。

我点点头,第一次毫无畏惧地看着他,忽然笑了。接着他也笑了,我能看到他仰头大笑时鼻孔里的毛。

我们就像两个精神病患者那样,毫无顾忌,放肆大笑。

我们从开始到现在聊了二十多分钟,服务员才第一次端着方盘子出现,不过她却穿着难看的蓝色工作服,口吻也很生硬:“你们俩,先别聊了。”

“干嘛?”我不满地问。在这家安静的高级餐厅,这种服务态度是不可思议的。

她皱了下眉毛:

“什么干嘛?吃药的时间到了!”

王若虚
7月 3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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