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作人先生

忆周作人先生

6月 13, 2019 阅读 369 字数 3212 评论 0 喜欢 0
忆周作人先生 by 梁实秋

周作人先生住北平西城八道湾,看这个地名就可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胡同。但是在这个陋巷里却住着一位高雅的与世无争的读书人。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代表清华文学社会见他,邀他到清华演讲。那个时代,一个年轻学生可以不经介绍径自拜访一位学者,并且邀他演讲,而且毫无报酬,好像不算是失礼的事。如今手续似乎更简便了,往往是一通电话便可以邀请一位素未谋面的人去讲演什么的。我当年就是这样冒冒失失的慕名拜访。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轻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像是一个人勤于写作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情事。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后来他改斋名为“苦茶庵”了。)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我道明来意,他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我不必等端茶送客就告辞而退,他送我一直到大门口。

从北平城里到清华,路相当远,人力车要一个多小时,但是他准时来了,高等科礼堂有两三百人听他演讲。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特别提出所谓俳句,那是日本的一种诗体,以十七个字为一首,一首分为三段,首五字,次七字,再五字,这是正格,也有不守十七字之限者。这种短诗比我们的五言绝句还要短。由于周先生语声过低,乡音太重,听众不易了解,讲演不算成功。幸而他有讲稿,随即发表。他所举的例句都非常有趣,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首松尾芭蕉的作品,好像是“听呀,青蛙跃入古潭的声音!”这样的一句,细味之颇有禅意。此种短诗对于试写新诗的人颇有影响,就和泰戈尔的散文诗一样,容易成为模拟的对象。

民国二十三年我到了北京大学,和周先生有同事三年之雅。在此期间我们来往不多,一来彼此都忙,我住东城他住西城相隔甚远,不过我也在苦雨斋作过好几次的座上客。我很敬重他,也很爱他的淡雅的风度。我当时主编一个周刊《自由评论》,他给过我几篇文稿,我很感谢他。他曾托我介绍把他的一些存书卖给学校图书馆。我照办了。他也曾要我照拂他的儿子周丰一(在北大外文系日文组四年级),我当然也义不容辞,我在这里发表他的几封短札,文字简练,自有其独特的风格。

周先生晚节不终,宦事敌伪,以至于身系缧绁,名声扫地,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不过他所以出此下策,也有其远因近因可察。他有一封信给我,是在抗战前夕写的:

实秋先生:手书敬悉。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作人启七日夜。

关于《求己录》的文章虽然他没有写,我们却可想见他对《求己录》的推崇,按,《求己录》一册一函,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求是书院刊本,署芦泾循士著,乃秀水陶葆廉之别号。陶葆廉是两广总督陶模(子方)之子,久佐父幕,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潭合称四公子。作人先生引陶葆廉为知己,同属于不合时宜之列。他也曾写信给我提到“和日和共的狂妄主张”。是他对于抗日战争早就有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平素对于时局,和他哥哥鲁迅一样,一向抱有不满的态度。

作人先生有一位日籍妻子。我到苦茶庵去过几次没有拜见过她,只是隔着窗子看见过一位披着和服的妇人走过,不知是不是她。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真是匪夷所思。他有许多要好的日本朋友,更是意料中事,犹之鲁迅先生之与上海虹口的内山书店老板过从甚密。

抗战开始,周先生舍不得离开北平,也许是他自恃日人不会为难他。以我所知,他不是一个热中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他这种心情和他的身世有关。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日《联合报》万象版登了一篇《高阳谈鲁迅心头的烙痕》:鲁迅早期的著作,如《呐喊》等,大多在描写他的那场“家难”;其中主角是他的祖父周福清,同治十年三甲第十五名进士,外放江西金溪知县。光绪四年因案被议,降级改为“教谕”。周福清不愿做清苦的教官,改捐了一个“内阁中书”,做了十几年的京官。

光绪十九年春天,周福清丁忧回绍兴原籍。这年因为下一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福清受人之托,向浙江主考贿买关节,连他的儿子也就是鲁迅的父亲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个人,关节用“宸衷茂育”字样;另外“虚写银票洋银一万元”,一起封入信封。投信的对象原是副主考周锡恩,哪知他的仆人在苏州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殷如璋不知究竟,拆开一看,方知贿买关节。那时苏州府知府王仁堪在座,而殷如璋与周福清又是同年,为了避嫌疑起见,明知必是误投,亦不能不扣留来人,送官究办。周福清就这样吃上了官司。

科场舞弊,是件严重的事。但从地方到京城,都因为明年是太后六十万寿,不愿兴大狱,刑部多方开脱,将周福清从斩罪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历久相沿的制度是,刑部拟罪得重,由御笔改轻,表示“恩出自上”;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御着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一来,周家可就惨了。第二年太后万寿停刑,固可多活一年;但自光绪二十一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情实”一栏之外,才能免死。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的;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非大把银子不可。周用吉的健康状况很差,不堪这样沉重的负担,很快的就去世了。鲁迅兄弟被寄养在亲戚家,每天在白眼中讨生活:十几岁的少年,由此而形成的人格,不是鲁迅的偏激负气,就是周作人的冷漠孤傲,是件不难想像的事。

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了。在后来国军撤离南京的前夕,蒋梦麟先生等还到监牢去探视过他,可见他虽然是罪有应得,但是他的老朋友们还是对他有相当的眷念。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中国时报》副刊有南宫搏先生一文《于〈知堂回想录〉而回想》,有这样的一段: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自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也可恕了。要知政府兵败,弃土地人民而退,要每一个人都亡命到后方去,那是不可能的。在敌伪统治下,为谋生而作一些事,更不能皆以汉奸目之,“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说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并不是叫口号之易也。何况,平常做做小事而谋生,遽加汉奸帽子,在情在理,都是不合的。

南宫搏先生的话自有他的一面的道理,不过周作人先生无论如何不是“做做小事而谋生”,所以我们对于他的晚节不终只有惋惜,无法辩解。

梁实秋
6月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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