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馆往事

照相馆往事

不知觉地了解到那么多人的生生世世,或许是我难以厘清的幸运与不幸。

12月 18, 2020 阅读 819 字数 2968 评论 0 喜欢 0

我们注视的从来不只是事物本身;我们注视的永远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关系。——John Berger

我们家曾在新村里开过五年的照相馆,后来倒闭了。虽然听起来挺美好的,但事实要比想象中朴素得多。照相馆位于一个奇特的地理位置,它在一个小区进门口、类似于看台般的高台背面,是归属物业、没有产权的几间小铺子,阴暗潮湿。

在我们家照相馆的隔壁,还卖过三无护肤品,后来又变成了五金店,还有一间洗车铺子,经营者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想把人生最后的积蓄用于一项新的事业,而不是治病,这令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有病,虽说他的确是有病在身,精神倒还不错,每天坚持开晨课,教育两个打工仔“要用时间换空间”,这件稀奇事后来被我写到一个小说里。所谓“时间换空间”,就是抓紧时间多洗几辆车……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车位。

他的两个手下有一天偷偷来问我母亲,照相馆要不要招人,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老板快要做不下去了。我母亲说,我们也是。他们就叹了一口气说,要死啊。

我们照相馆关张之后,据说变成了一个米铺,生意还不错,我母亲听闻后只是幽幽地说,那么潮湿的地方怎么能卖米?我觉得挺有道理。

在那不长不短的五年间,我很少去店里。记得有一天,有个顾客来取照片,还对我母亲说,你们招了个小姑娘啊。我母亲就笑笑,没有解释。这样来来往往打招呼的人真不少。有一条狗,路过的时候会自己进来巡查,每个角落都不落下,巡完一遍又走,我母亲说它每天都来,跟自己家一样。还有一只兔子,主人也常常带它来店里玩,后来有一天被车撞死了,大家都为此很难过。草丛里会躲着猫,也会躲着捧着电话的躲债的人,悉悉索索的,说着“阿姐你要想相信我啊阿姐……”之类的鬼话。就是这样一个小环境,令我母亲每天都挺不高兴。她不太喜欢无所事事来店里串门的人,觉得他们并不带来生意,冬天蹭暖气、夏天蹭冷气,恨不得把早晨买的菜带到照相馆来择。门外的人又听起来很不吉利。

我一直都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来我们店里拍照,这真是一个难解的疑问。

我自己肯定不会去照相馆照相,也不会带着我的朋友去。也许很久以前,去照相馆照相对于城市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小朋友要穿着道具衣服,手里拿着一本卷起来的书之类,去留下“永远的纪念”。有的人是通过拍照爱上别人的,比方《长恨歌》里的程先生。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悲伤的韩国电影,叫做《八月照相馆》,可想而知电影里有爱情、也有绝症。印象最深的是,男主人公要给自己拍遗像。事实上,遗像的确是我们照相馆的主要生意。每年一到三伏天,生意就会突然变好。

曾经有一个老太太,哭哭啼啼捧着老伴的照片来我们这儿做遗像。开了一个奇低的价格。我母亲很生气,叫她去别家做,她就哭,说自己有多苦,老伴将不久于人世,孩子不在身边,只能自己一个人孤身为伴侣做遗照。我母亲觉得有点不忍,就帮她做了。结果第二天,她拿来了自己的照片,依然要求用那个几乎没有价格的价格……

我也是在那几年才知道,原来老年人印照片,是会带着一个U盘,让照相馆的人帮忙拣选的。那随意按下的千余张照片,给我们萧条的生意带来了看似忙碌的愿景。但结果是,她可能只要了三张冲洗,花不到五块钱,分享了自己的家庭旅行,有出息的子女的故事,欢欢喜喜打发了一个理想的下午。每到这时,我就很怕看到我母亲惘然的表情。

还有一种人,会自己跑来照相馆拍照。有个男孩,貌似眉清目秀,乍一看真的是个好看的人,这么说是因为,长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在新村照相馆拍证件照。我家人都热情地接待了他。可是他对每一张照片都不满意,总说怪怪的要重来,最后他对摄影师说,“我出过车祸,鼻子有点歪,你能不能帮我把照片上的鼻子修修正。”

我们还有一个常客,一直说自己是地下党。他不做照片,他只要复印材料。照相馆不是影印店,复印本来不是我们的生意,但因为熟络了,就马马虎虎给印一下。五年来,他反反复复诉说他的身世,说能证明他是地下党的人都已经死了,新村里的人都已经相信了他的故事,但听说他依然没有拿到证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呢?因为他有一个女儿,年轻时候嫁给日本人,生了一个孩子之后就病故了。这个孩子就在新村里长大,一句日文都不会说,父亲早已消失在人海。老外公不断跟他说,我养你到十八岁,然后你就回日本去。与此同时,他不断找一些没边没际的新材料证明他是地下党,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以便养活这个孩子。这些如电影般复杂的故事,围绕着照相馆这一小社交空间而栩栩如生起来。

还有一个老先生,热爱旧照翻新。他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为自己做从童年到老年的回顾,为太太做回顾,为子女做回顾。他的相册里,不只有人的照片,还有全家福,奖状,工作证……总之,像自传。他还拿来一个不知身份的女性的旧照片,也不把原件拿回去。也许他觉得,放在照相馆比放在家里要安全。有一本照片,他做完了一直不来拿,我母亲拜托邻舍找他,也只知道他姓什么,兜兜转转找了一个月,终于找到了他们家,才知道老先生病倒了。而且他病倒了,心心念念也在找我们,但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念叨的人是谁。

我母亲问他,你是不是还想拍张照?他就点点头。最后挣扎着拍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幅照片,放在了他自己的相册里,当天就过世了。可当我们连夜做完照片给他们家人送去的时候,他们家人反倒是反应冷淡。他们都不知道,老先生花了三四年的时间,给他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做了笔记。而且,他还有一些秘密,永远也不会拿回去了。这个故事,后来我也写成了小说,叫做《奥客》,为我得到了一个台湾的文学奖。

待我再次想起照相馆来,是去年博士毕业。台湾的大学似乎有穿着博士服去照相馆摄影留念的习惯,我被同学们拉去拍了一套照片。学妹对老板说,可把我们修得美一点,我们要拿给未来的婆婆看的。老板很憨厚,的确把我们的方脸都修得圆润了一些。拿回照片的时候,我很惊喜,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种白色花边裁剪的小照片了。更令我意外的是,后来我和同学三人拍的一幅集体照,还被挂在了那间照相馆里。这距离我以为自己会被挂在墙上,可真是提前了小几十年。

那时候,我才有一点想念我们家里的小照相馆,尽管它已经彻底的完蛋了,却令我在它完蛋以后,略微开始关切起与之有关的点点滴滴。去年,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中国照相馆史》出版了,作者叫仝冰雪。当照相馆本身被作为关切的对象,一种特殊的物质文化超越了摄影这个行为本身,获得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注意。“照相馆”曾在城市文明中的风气之先,象征着西方文明,也象征着开放。它的起点是很高的,就连“为未来逝去后绘制肖像”这种如今像起来很普通的事,也背靠着特定阶级特定的生活方式,只有非富即贵才能想到为影像而“未雨绸缪”。从新兴技术到大众艺术,这段不长的历史早已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令我想到那位到我们家照相馆来胡搅蛮缠的老太太,时光如电。

仝冰雪写道:“照相馆,几乎是当时社会‘大众接触和享用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照相馆影像……某种意义上,首次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得以不分等级身份、在一种静止不失庄重的状态中,不带偏激地凝神观看成为可能‘,照相馆不仅仅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影响的第一个自觉塑造者,也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变迁视觉文献的主动记录者。”

然而,照相馆在如今早已没落。能不知觉地参与到了这降落途中,又不知觉地了解到那么多人的生生世世,或许是我难以厘清的幸运与不幸。我最近一次拍摄证件照是在地铁站里,坦白说效果还不错。但从前,我都是在自己家里拍的。

张怡微
12月 1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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