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苟且,也正是诗和远方

眼前的苟且,也正是诗和远方

11月 13, 2019 阅读 174 字数 4577 评论 0 喜欢 0
眼前的苟且,也正是诗和远方 by  李松蔚

一位以“男神”著称的清华博士参加某节目,表示自己什么都学过,却不知道毕业以后干什么,被高晓松老师逮住了痛脚:“上名校就为找工作?”好生批判了一通其自以为是和眼高手低。因为踢了名校的金字招牌,正好顺便拔高了批判的意境:“这世界绝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逼格满点,大概是留给观众鼓掌用的。

说起来,这节目前段时间邀请过我,我退缩了。在网上看到这段流传甚广的视频,不禁暗道一声侥幸:一个学生都批成这样,作为清华老师的我上去,皮袍下的那点小要翻出来,岂不会被骂死?好险好险,幸亏幸亏——单论这种心态,就已然“苟且”得可以。

没什么不好承认的,我已经变成了自己从前看不上的那类人。

坐在嘉宾席上,跟人唱和一下“诗和远方”,既轻松,又很显高大上,谁不喜欢呢?我过去在名校念大学,也好过这一口:几乎每天跟朋友厮混到半夜,白天蒙头大睡,看电影,看漫画,理直气壮地翘课和抄作业,嘲笑按时早起的哥们,瞧不起他们排队占座的谦恭(除非是为了钓妹子,才情有可原)。刷绩点?那玩意儿好吃吗?朋友和我嬉笑怒骂:“现在这些傻X,把大学过成了高四。”开心得很。我们吃消夜的时候,穿着廉价职业装的室友刚下班,精疲力尽地回到寝室。累死累活不挣一分钱,何苦?不就是想混进大公司吗?我笑他们:“小时候是被饿着了还是怎么的,为了吃口饭焦虑成这样?”

我知道有些刻薄,但我认为对这种人生态度刻薄一点,是理所应当的。

我参加了系里的辩论队。因为系里人数不多,对辩论这种事也不热衷,所以在校级比赛里也很难说有什么出众的表现。每一年,都只好寄望于来年的迎新。终于有一年挖到了宝,遇到一个新生口才不错,逻辑清楚,我们打算发展他为主力。那时候我们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准备比赛,熬夜是常事,然而第一晚他就提出了抗议:“我每天十一点必须上床睡觉。”

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的反应。我们夸张地爆笑,用各种语言羞辱他,劝他像个成熟的男人一样而不是过乖宝宝的生活,甚至无赖地锁了门。但他不为所动。

“滚吧滚吧,”最后我们生气了,“进了北大怎么还这么功利?”

“功利”是我们那个时候最具贬义的一个词,在鄙视链上的排序甚至低于“傻X”。功利的反一面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样了:熬着夜啃着烤串,大部分时间扯淡,少部分时间用来讨论一场基本没有胜算的——或者说就算侥幸胜了也没有多少好处的比赛。仿佛是这样度过的青春才算牛逼。牛逼在哪里呢?我说不清。

不,恰恰也许是不存在牛逼的地方。我们要么会输掉这场比赛,要么会输掉下一场或下下一场比赛,要么我们最终拿到了冠军,喝一顿庆功酒然后再没有新的比赛可打。总而言之,我们会走到一个尽头,终于无路可去。一个人早睡早起,规律学习,他会获得光明的前途,而我们彻夜的讨论最终不会有任何回报。没错,这才是牛逼所在:不为任何好处!某种程度上,“没有好处”这一事实解放了我们。

那时的我模模糊糊地提出这样的解释。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

假如——我是说假如——这件事一旦产生好处怎么办?假如这场比赛发上一笔奖金,算入学分之中,又让我们获得某种非凡的名声或地位,或者,挂钩一份高薪工作呢?它还会如同现在一样让我们兴奋吗?它是否会堕为“功利”的另一种?

我无法给出正面的回应。感觉上,如果“辩论”的结局就是换取某种确定的好处,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做实习加班到深夜(且不挣钱)的室友并没有本质的分别。暗处的旁观者,是否会以我看实习生的目光,带着不屑的态度看我呢?

“真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啊,为了赢一场比赛讨论到那么晚。”

不,无法接受这样的评论,我应该会摈弃那样的生活方式吧?所以问题来了:我究竟是享受辩论本身,还是仅仅只是享受“特立独行”那样一个身份标签呢?

我苦恼地思考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结论,但心里的感觉多少会明晰一点:
——是生气。因为有人在坚持十一点睡觉的生活。可是,我为什么生气呢?

因为没有得到尊重而不满吗?还是因为受到了某种威胁而害怕?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不用说,我在人生态度上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转变。在我老婆怀孕的时候,我们住在回龙观一套租来的房子里,每天挤地铁通勤。这时候物质生活彰显出了它的必要性。每当我陪着大肚子的老婆在车厢里颠来挤去,不得不开口请人让座并感到一种冒犯的心虚时,就会反复地,强烈地确认着这一点。晚上我们走过京藏高速的天桥,看着车水马龙在脚下川流不息,我会想象这些车的主人是当年那些规行矩步的同学。他们毕业至今也有好几年了吧,在某家不错的公司里,从事着一份谈不上喜欢的工作,一个月万把块钱。正好到回龙观这种不远不近的地方按揭一套小小的两居,买一辆最普通的车,也打算要孩子,两口子开车去宜家采购布置婴儿房。还有比这更苟且的日子吗?梦想经反复的淘洗,过滤,只剩下浆水般的现实。说不上生动,甚至都说不上富足,但是坦然,而且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没当过最佳辩手,是,那又怎么样呢?我正在为我的轻狂付出代价。

如今我混迹于苟且中,一面汲汲于功利,一面当上了最普通的丈夫和父亲。为了重新获得世界(我很不熟悉的这个世界)的认可,姿态甚至可说是有些谄媚。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对话:一个以前的同学对我说:我看了知乎(我经常在上面写东西),你现在很能写啊!

我赔笑:哪里哪里,随便写着玩。

他说:其实这也是一个打广告的办法,可以拉不少生意,对吧?

我点头说:对对对,确实有很多人看了这些东西来找我。

于是他如释重负地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他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样的解释让他接受了我。但他不知道,我在点头的同时,同样也松了口气。我撒了一个谎,我清楚自己撒谎的原因,是需要一个“功利”的,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框架来伪饰自己。惟有如此我才能确认在他眼中的位置。“我不需要拉生意,我真的只是写着玩”,要说出这种实话倒更像是谎言般,带着羞赧。羞赧的背后藏着什么呢?

仿佛是会被他看穿我柔弱的软肋,我对生活尚未泯灭的野心。

我有一个朋友,在XX大学当老师。有一天,他当笑话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新教师的入职培训,校长慷慨激昂地做了一段名为“X大梦”的演讲,让大家畅所欲言,分享自己的感悟。一位新入职的老师说她的X大梦是:“啥时候能开通从职工宿舍到学校的校车”。这句话获得了全场掌声和笑声的共鸣。而校长的脸色当然不大好看。职工宿舍在郊区,这些老师不得不每天花三个小时在通勤上,从一条地铁线换到另一条地铁线——这件事并不好笑,之所以当成笑话讲,是因为它太琐碎,太平庸,太不入流,无论如何也配不上如“XX梦”这种气势不凡的宏大主题。但它又如此地广受追捧。这一反差,具有十足的讽刺性。

但是,认真地想一想,校长的X大梦真的就宏大么?假如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宏大又栖居于何处呢?是排行榜上的数据变化?是领导人视察的荣耀?是媒体的热烈吹捧?还是他个人职位升迁的可能性呢?相比于上百个年轻人每天获得悠然自得的三小时,坐在座位上看一本书或讨论一个话题(非常无聊的吧,就算),那位校长——象征了更高权威——的追求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获得更高的存在的合法性呢?假如不能成立,那么,那个通勤车的梦想里,让校长感到不自在的又是什么呢?

我隐约地感觉到,他的不自在,正如我那个晚上在辩论队里的生气,蕴藏着某种难以言说的伤感。没错,伤感。这个词乍一听有些不适宜。我反复地对它加以确认,确定如此。那是一点凝缩的,微妙的绝望感,恰如细砂无可挽回地从指间流落时。我真正想留住的是什么?一种悬而未决的,流动的,蕴含某种生产性的状态。

“我存在的价值,只有这么一点点?”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一句。

当一个漫长的烧烤之夜或是“X大梦”被一个人的一句话盖棺定论,生产出按时睡觉或通勤车一类结论时,就宣告着某种可能性的终结。仿佛清晨醒转,发觉一夜无梦,仿佛老虎机上又吐露出三个不同的图案,而我们手头减少了几枚筹码。

我们为丧失感到痛惜,关于生活,关于选择,关于我们逝去的时间。

从过程到结果,就在确定性产生的同一瞬间,我们再一次确证了无意义。

对我来说,这一认识具有某种正面的启示作用。我开始意识到,苟且与否并不重要,那不过是生活的一层表象。毛姆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把剃刀都自有其哲学”。我对它的理解大约是说,意义感无处不在,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坍缩。至于坍缩之后的产物是一把剃刀或是别的什么,则没有多么重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譬如我们坐地铁,这一过程有赖于我们的目的地,但也必然会终结于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上风景或有区别,而仅以“坐地铁”这一过程而论,去五道口或是西单都不打紧。人生亦如此:追求什么,去往何处,并无碍于意义的流动。不妨是诗,不妨是远方,不妨也可以是眼前的苟且。创造的同时也就在丧失着变化的可能性。讨论辩题或好好学习,通宵或十一点睡觉,创名校或坐校车,全都是一致的。

因此,挣一百块钱的意义,并不与融资上市,挣一百亿有根本的不同。

人不能没有追求,但又不能只满足于追求。最近两年,我痛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仿佛正因为如此,没有回报的讨论听起来略胜于有回报的好好学习,触不可及的一百亿比唾手可得的一百元更值得追求,而眼前的苟且必不如远方一样诗意盎然。但人终究是不能忽视眼前的,譬如人人都要吃饭。吃饭是为了保命,但如果只是为了保命,则又与吃药有何分别?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是丝毫不苟且的生活态度。但弘一法师(李叔同)晚年时,吃窝头糙米,仍然一丝不苟地双手捧食,端敬庄严,又何尝不是令人感佩的境界?普通人的吃饭,大抵不如喝酒风雅,因为后者并不存在切近的目标。然而若为了陪酒,买醉,拍领导马屁,讨客户喜欢,只管一杯杯往嘴里倒,浇灌一颗功利之心的话,自然又沦为苟且一流。

然而,若再想深一层:陪领导,陪客户滥饮的苟且者,心里也挂念着家里的娇妻幼子,拼着一醉,是为他们搏一个未来——再怎样苟且过活,心总是要有一个寄托。这寄托纵然近在咫尺,也就是他们的诗和远方。我从前在中关村买电脑,遇到过一个奸商。二十出头的一个小年青,油头滑脑,贼忒兮兮,把我骗得够呛。气冲冲回去找他算账时,撞见他跟另外一个人厮打:“你敢骂我妈!你敢骂我妈!”眼睛都红了,见什么砸什么。众人后来死命拉住,他挣脱不得,气得呜呜直哭:“你骂我就行了,你敢骂我妈……”那眼泪都是真的。

他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但就在他怒而挥拳的那一刻,这个奸商,这个小滑头,这个满嘴跑火车,不知道骗了多少人的苟且之辈,他心里也有了远方。

这篇议论是由“清华男神”而起,最后让我们说回他。他毫无疑问是自负的,但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这二十多年我过得很牛逼,也很卖力”,只是在炫耀吗?但他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工作。这说明,他对未来寄予了格外的期待,渴望在那里取得某种特别的东西。然而,他心里知道自己恐怕难以如愿了——再怎么努力,他还能比刘强东更强吗?

“这二十多年我过得很牛逼,也很卖力。”我想,他真正想说的是,“但是,我没有地方寄放自己的心,也无法确认人生具有怎样的价值,我该去哪里?”

这该是他没有说出的话。一个没有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无论有着怎样张牙舞爪的自负,内心深处一定还藏有这样彷徨的一问。可惜的是,这种彷徨被急躁地否定了,试图以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来取而代之。那哪里办得到呢?生命本身即是寻找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思考,而是边走边看,如果实在找不到方向,闭着眼睛胡走一通也好。反正最终找到了什么,其实并没那么重要——无论眼前的苟且,抑或诗和远方。

李松蔚
11月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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