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篇小说的物理

4月 9, 2019 阅读 89 字数 3691 评论 0 喜欢 0
短篇小说的物理 by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务,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可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天晚上,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人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是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首饰》,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作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柯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却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可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延续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的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在《怪女子》,是驿站里的火炉,年轻人讲述他曾经押送过一名女革命党。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变法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赛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赛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赛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依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里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捷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王安忆
4月 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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