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丰甸最后一次在家中引起轰动是母亲宣布他死讯的时候。半年前，当他得癌症的消息传到家里时，这个消失多年的男人成为了家庭餐桌上最常提起的话题，变成了和卷入离婚官司的邻居、不停上涨的油价以及表姐的下个相亲对象一样常聊常新的话题。一个寒冬的夜晚，母亲接完一通电话后告诉我们：“肖丰甸去世了，没能挺过第四次化疗。”当我开始消化这个讯息时，仍有一种喷薄的情绪在胸中兴风作浪，比想象中还要夸张一些。那时我逐渐意识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使做了再多心理上的准备与情感上的抚慰，一个人的死亡也永远是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
肖丰甸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故事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上一次见到他时已是二十多年前，仿佛从衣柜中翻出一件儿时的童装，过期的记忆已经不再合身。当母亲讲述这个男人的最后光景时，已经无法回想起他原来的形象。只知道他现在性格温和，善待妻女，每天重复一些即使在我父母这个年纪看来也有些陈腐的鸡汤式道理。“胰腺癌，算是最痛苦的一种癌症了，能把人活活痛死。”母亲讲述这些事情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间雪白病房，病床上是一个身上插了许多管子的人，正在用力握住妻子和女儿的手，一个安之若素，两个泣不成声。这些画面多数建立在阅读和电影之上而非亲身经验，但我贫瘠的想象仍然无法在那张凶蛮的脸上添上一个安详的表情——他在我童年印象中太坏，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我为不必要的喜悦情绪激动时，只要一想起他的面相，就能立刻平复下来。
零三年的一列火车上，我趴在小方桌上做算术题，只有在进入隧道的时候，才能以看不清课本获得短暂的休息时间。那时我上小学二年级，课本上的字和指甲盖一样大。父母告诉我火车正在开往一个叫“故乡”的地方。“故乡啊，就是我们过年时回的地方。”那时我懵懵懂懂，唯一清楚的是要换个地方重新生活。由于转学后教材不同，父母给我买了几本练习册，我在上面写了个大大的“钦州”和“苏州”，问道：“明明只差一个字啊，为什么要坐两天的火车呢？”
这是我最后一次经历如此漫长的旅途，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我尚未记事。九十年代初，父亲从军校毕业，和母亲结婚生下我之后便去广西当兵。三岁的时候，父亲过年回家，母亲要求我对着这个几乎陌生的男人叫两声爸爸，而我见着父亲就躲到了桌子下面去。母亲打圆场道：“只是鞭炮声太响，孩子怕。”那一刻她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父亲长期的缺席会对我的成长造成不利。春节假期过后，她向单位辞了职，带着我陪着父亲一同前往了广西。
广西的部队大院不像北方那样成院落分布，楼房依山而建，旁边是一层层的梯田，好像一副斜叠着的扑克牌。最上层是当地的农民，每天在部队的路上放牛，所到之处无不飘散着牛粪的臭味。中间几层是普通的公寓楼，只有运气好一点的人能分到底层带院落的小房子，院中种满了蒲桃，春夏之际会结出黄色的果实，这种树在别的地方不常见到，周围人都叫做黄果树。许多年后，当我学到《黄果树瀑布》这篇课文时，脑海中浮现出的都是堆积成山的蒲桃，像瀑布一样从梯田的最上层往下面滚，景象壮观但并不诱人，因为蒲桃在滚动的过程中，势必要沾染上大量的牛粪。
一开始我们住在医院附近，搬进公寓楼时已经是四五年后的事情。肖丰甸也是在那时成为了我们的邻居，住在我们家楼下，一家三口，妻子姚芩是个精干的女人，和普通的随军家属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操持家务，养育孩子。女儿肖瑗小我一岁，经常在公寓楼的天台上遇到她，夏天的夜晚，她蹲一个小角落，面孔总是垂直望向天空，跟她说话时也不转过来，匆匆告诉我她正在数星星，叫我不要打搅。隔天上去时她仍在做同样的事情，她比我来得早，比我走得晚，简直像无家可归一样。有一阵我跟着她数起了星星，发现这个游戏不仅让人脖子疼，而且根本数不清楚。
刚搬进来的头几天，父母带我去他们家坐了一会儿，送了一些家乡带来的特产，寒暄了几句友邻间互相照顾的客气话。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肖丰甸，他身材高大，肚子肥硕，军装挂在门口的衣架上，在我最初的印象里，总是难以把这样严肃的装束安进他那不修边幅的身躯中。他的指甲很长，常常说剪下来的指甲厚重到可以卖到中药铺里做药材。家中的墙面上长满了青苔，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由于楼层不高，光线十分昏暗，仿佛一个潮湿寒冷的洞穴，毫无生气。客厅中的角落里放着两箱酒，其中一箱已经全是空瓶子，如果凑近一点还能闻到浓重的酒精味，与青苔所散发的霉味的较量中也未曾甘拜下风。那时我们尚未意识到，在这个家庭多年的纷争中，它是核爆的中心，是一切往而不复的平静生活的终点。
这家人不善交流，大多数时间都是父亲一个人在说话，找不到聊得热络的话题。肖丰甸端坐在餐桌椅上，把沙发留给了我们，妻子在厨房里做家务。我待在肖瑗的房间里，听见客厅里父亲和母亲不断地扔出几句聊胜于无的家常话，肖丰甸沉闷到几乎没有声响，不知道是点头应答还是微笑附和，抑或是根本毫无回应。只有玻璃杯一次次拿起来然后打到桌上的声响，父母用的是一次性的杯子，那是肖丰甸发出来的。
令我惊奇的是，肖瑗的房间里有许多玩具，大多是飞机坦克的模型，以及不同军种的小人玩偶，她整齐地摆放在书架上，好像也不拿下来玩，影碟机上的光盘也是奥特曼和圣斗士星矢。“都是我爸给我买的，你要看吗？”她问。你爸把你当男孩子养了。我嘀咕了一句。好像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女孩子的房间里连一个洋娃娃也没有。那时我更多地被书架上那些昂贵的模型所吸引，甚至想要把生日时父母给我买的遥控小汽车拿来与她交换，父亲要是知道我的念头，恐怕要伤心难过。
“不必了，”她说，“你喜欢就直接拿去。都是我爸给我买的，其实并不想要。”
桌上有一本摊开的星座书，上面是各个星座的图片和介绍，书本已经有些掉页，布满了她圈点勾画的痕迹。那个下午我在房间里把玩着肖瑗的玩具，影碟机里重复放映着奥特曼打斗怪兽的场景，书桌的另一侧，肖瑗正不停地把那本星座书翻来覆去。她父母不在家时，我总是会来她的房间里玩上片刻，而肖瑗总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她的生活简单规律，唯一的兴趣是白天在房中翻看星座书，到了晚上就跑上天台，把书中的星座一一在夜空中认出来。
父母已经无法忍受客厅中的尴尬局面，来房间喊我回家。肖瑗的母亲姚芩从厨房里出来，说了一句完整的话：“也不早了，留下来吃晚饭吧。”眼神中的恳求远多于热情。肖丰甸仍旧坐在椅子上，没有多余的附和。父亲看了一眼表，离晚饭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推辞了几句。姚芩紧张地挽着母亲的手臂，仿佛如获良药的濒危病人，只觉得攥得不够紧。这份坚毅的热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突如其来之感，父亲讲了几个相当刻意的借口也没能使她改观。
“你买菜了吗？”肖丰甸问道。
“买了。”她说。
“没有买菜就算了，拿什么招待？”
“我买了，刚刚出去买的，专门为他们买的。”姚芩回道。
“我以为你一直在厨房。”
“不，我刚刚出去了一趟。”
父母终于被挽留下来，把上脚的鞋子重新脱掉，姚芩在杯子中重新泡上茶叶，钻进厨房准备晚饭，母亲趁机逃离客厅，去给姚芩帮忙。父亲坐立难安，像一场由于忘词而中断的演讲，主讲人紧张，听众尴尬，只有肖丰甸仍旧无知无觉地坐在原位。谁也不知道夜晚是如何降临的，当姚芩把菜端上饭桌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肖丰甸叫妻子倒酒，姚芩推辞道：“有客人，就算了吧。”肖丰甸不留情面地骂道：“有客人才更要喝酒。”
没有太多可口的菜品，鱼沉浸在鱼汤里，猪肉埋藏在黄豆中。父亲陪着他小酌了几杯，上了酒桌的肖丰甸容光焕发，话也多了起来，开始对时事新闻发表些不算高明的见解，谈论起将来退伍后的打算，以及许多光怪陆离的异事。两年前的冬天，部队里出了个患精神病的人，肖丰甸负责遣送他回家，半夜睡在火车上，他注意到精神病一直偷偷在枕头上捣鼓些什么，甚至发出了一些异味，上去检查时，才发现他当做枕头的行军包里塞满了新鲜的荔枝。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肖丰甸端起酒杯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病。”
他很少一饮而尽，而是把酒大口大口地装进嘴巴里，慢慢渗透进胃中，像一道漫长的过滤工序，榨取每一滴酒精带来的刺激。杯子喝空了就往妻子那儿一挪，姚芩从底下抽出一瓶给他倒上，透露出无力阻止的妥协，杯中浮起一层厚重的沫，肖丰甸大声呵斥道：“倒快一点，慢吞吞的！倒满！要满！”她的把戏在被识破和故技重施中循环往复，但是肖丰甸并没有因此少喝一口酒。
他突然拿起酒杯，把酒往妻子脸上泼去，泼完以后把杯子摁在妻子脸上，嘴里发出用力的声音，咿咿呀呀地嚷道：“我叫你倒满呀，哎呀！做点事情！”杯子从她的面颊上滑落，在地上碎成两半。肖瑗立刻跑进了房间里面去，母亲怔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亲被他离奇的行为惊动了，起身护到了姚芩面前去。肖丰甸仍想欺负他的妻子，被父亲挡在了中间。
“你喝大了，”父亲架住他的肩膀说，“你把孩子都吓坏了。”
父亲试图唤起他的理智，而我坐在椅子上，被母亲搂在怀中，惊恐地看着桌上的碗筷不停地跳动，鱼在汤中浮浮沉沉。姚芩已经哭红双眼，以肖丰甸最后施力于她而形成的姿势瘫在椅子上，头发里散发出浓重的酒精味。父母说大人是不流泪的，在我看来仍有需要修正的地方，大人并非不流泪，只是流泪的过程过于安静，她的眼神中释放出一种坦然的情绪，与小孩子流泪时六神无主的目光有所不同。
这场使所有人惊魂不定的宴席在一片狼藉中匆匆结束，尽管父亲再三劝阻和安抚，回家之后仍然听到了肖丰甸骂人和摔东西的声音，偶然伴随着妻子和女儿的一两声尖叫。第二天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再提及当晚的事情，也丝毫不觉尴尬为难，父亲认为他爱答不理的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后来在部队中慢慢了解了肖丰甸的事迹，他酗酒严重，用熟悉他的人的话说：“能喝一墙。”喝酒时不坐凳子，屁股底下是一箱啤酒。发起酒疯时往往要打老婆，有时连女儿都未必能幸免于难。
那天的事情也变得明朗起来，姚芩拉住我们一家人吃晚饭，是为了在丈夫发酒疯时能有人及时阻止。她从未在丈夫家暴时偷偷躲避，只会在第二天等丈夫上班了，再跑到母亲和其他军嫂那里抹眼泪，习惯了丈夫的虐待，连哭泣都很小声。
肖丰甸家暴的习惯不是从那天起开始的，这个事件却显得异常分明，之前似乎从未在晚上听到楼下有什么大动静，现在不一样了，而且相当频繁，往往是肖丰甸的声音，接着便什么都有了，砸碎玻璃，细碎的哭声，短促的尖叫。有一次动静实在太大，父亲冲下去时，看到肖丰甸正揪着姚芩的头发，姚芩跪倒在地上，哭得睁不开眼，连父亲把她从肖丰甸手中救出时都毫无知觉，嘴里不停地反复“不要再揪头发了”。
洗澡的时候，姚芩在浴室里待的时间很长，身上的伤口每天都会变成一种崭新的颜色，热水冲洗时痛得难以忍受，往往要哭出来，哭到最后就不是因为疼痛了，想到丈夫的暴戾恣睢和女儿的无辜受连，她便沿着伤口的疼痛顺便哭进一个满目疮痍的悲惨世界，把花洒对准地上的塑料垫，水柱撞击时发出清脆的声响，可以掩盖她的啜泣声。
几天之后，姚芩剪了短发。她想了许多借口，但是肖丰甸一句也没有多问。
当肖丰甸家里出事情时，我总能在天台上遇见肖瑗。在多年受虐的经验中，姚芩对丈夫的习性已经了如指掌，知道到了什么节点之后事情会变得不妙，在那之前她就让女儿匆匆结束晚饭，放她到楼顶的天台上玩。
一个晴朗的夜里，我和肖瑗躺在天台上，头枕着天台的边缘，要是被父母看到这个危险的场景，这里就要成为小孩子的禁地。起初我并没有这样的胆量，肖瑗为了方便看星星才躺在那儿，边缘翘起来一块，非常适合枕脑袋。我第一次躺下时，认真比划了好一会，生怕一下着了个空，躺到了楼底下那块地儿上去。躺下之后星空完全是另一幅面貌，像泼上粉笔灰的黑板，然而我依旧惊魂未定，肖瑗真是什么事都敢做。
那个夜晚肖瑗教我认星座，她指着天空中的一块星团说道，猎户座是冬天的中心，找到猎户座，整个星区就明朗了。我从她手指的方向朝空中望去，星体挂在遥远的夜空中无法被人认领。“你看，人多渺小啊，完全没有能力对星空指指点点呢。”她干脆换了个方法，“那这样，你仔细看一下，哪颗星星最亮，找到了吗？最亮的那颗就是天狼星，它的右上方就是猎户座。”她熟练地向我介绍哪几颗星星是猎户的腰带，哪几颗星星又是猎户的佩剑，好像博物馆的导游。那是所有孩子都热爱星空的年纪，肖瑗却用异常出众的天赋，把整个星空都占为己有。
“你知道吗？人死了之后就会变成一颗星星。”肖瑗突然说道。
我摇摇头，回道：“我听说人死之后是要上天的，不知道是变成星星。”
“人在地上有墓地，在天空中也有。”
“我原以为星星只是一团火，火才会发光呢。”
“星星不是火，是人，人死了就会发光，有的人亮一点，有的人暗一点。”
“那怎么知道哪颗星星是哪个人呢？”
“这是我想要搞明白的，我正在努力数清楚天空中所有的星星，记住每一颗星星的方位，这样一来……”肖瑗欲言又止。
“然后呢？”我着急地问。
“你知道，人总是要是死的，而且父母往往比我们先死，等他们死的时候，我就知道具体是哪一颗星星，我可以在夜晚降临的时候见到他们。”
“那不是还早的事情？”我问，“我的爷爷奶奶都还在呢。”
“你们家都是善良的人，和我们家不一样，坏人都要死得早一点。”
“谁是坏人？”
肖瑗警觉地瞥了我一眼，短暂酝酿后说道：“如果有一天爸爸失手打死了妈妈，我作为唯一的目击者，该不该把真相告诉警察？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也许将来他会变成一个好人。”
多年以后，我陡然意识到，那天夜晚所说的话有一语成谶的意思。肖丰甸躺到病床上以后，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好人，不停地为自己犯下的种种罪孽向妻子女儿道歉，反反复复地念叨：“老天终于惩罚了我。”他健硕的身躯早已不复存在，蜷缩在床上的是一个瘦如蜥蜴的男人。那时肖瑗已经从复旦大学毕业，在上海落了脚，进了家大公司，生活有越来越好的趋势。癌症还了她们一个真正的丈夫和父亲，即使死神迫近也依旧用温柔的声音安慰她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姚芩仍然会为自己的命运哀恸，她不知道孤独的晚年会不会比家暴的丈夫来得容易承受一些。
“把星座认全之后，就好数了，书上有详细的记载，每个星座有多少颗星星。父亲死了之后，天上多出的那一颗就是他，他会好认一些，他死了以后肯定会变成一个新的星座。”肖瑗对着星空认真地说道。
“什么星座？”
“酒瓶星座，除了这个，我再也想不到其它。我偷偷喝过那个东西，第二口我就喝不下去了。”
“你就算找到了你爸，那又能怎么样？”我对这项浩大工程抱有怀疑。
“我和他每天晚上都能见面，而且他不会再打我妈妈了。爸爸打妈妈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
肖瑗是唯一一个能从容讨论父母生死的人，面目全非的家庭使她过早地成熟。当她把那些神秘的星空一一摊在我面前跟我叙述时，我无法再对那灿烂无垠的宇宙产生兴趣，它变成了一座宽广的墓园，墓碑如此亮敞，比活人的世界都要热闹。
“对了，你爸妈能多来我们家做客吗？他们像善良的人，虽然也未必能劝住我爸，不过……”
“不过什么？”
“你看过一部纪录片没有？讲冰川世纪的，”肖瑗有些兴奋地说，“那是几万年前呀，地球上到处是冰块，冷得要命，后来呢，冰川上落下了一抹阳光。”
“冰块就融化了？”
“没有融化，但是叫人看到希望，就像星星一样，美好的事物总是来自于天上。你们家正好也住我们家楼上，就是照亮冰川纪元的那抹阳光啦。”
此后的日子没有太大变化，父母已经摸清楚了肖丰甸犯浑的周期。偶尔闹出大动静，整幢楼都憋着一股劲，街坊领居都等着对方出手制止。肖丰甸家对过的那户人家最沉得住气，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问不理，最后总是父亲冲下楼去。母亲也为这事和父亲吵过几次，认为多管闲事难免要惹得一身麻烦。但是第二天姚芩往往带着些蔬菜或者鱼肉来作为答谢，带着新添的伤痕倒在母亲怀中哭泣，她又觉得姚芩分外可怜，也不再多说什么。部队的领导们一次又一次找肖丰甸谈话，要他改掉恶习，而姚芩仍是一次又一次地来找母亲哭泣。
过年的时候，他们家门上贴了一对春联，横批上写着“家和万事兴”，下面的两条对联纸随着时间推移慢慢老化掉落，但是“家和万事兴”却依然闪烁不已，它的分量如它本身一样单薄如纸，像一行惹人注目的讽刺诗句。在那个天真烂漫的童年，肖瑗不明白那些酒瓶子里注入什么可怕的魔力，好端端的父亲在喝完之后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八岁生日的前一天，肖丰甸问她要什么礼物，肖瑗吞吞吐吐，最后要求他在生日当晚不要喝酒。肖丰甸瞪大眼睛，专注地望着女儿，一个浑噩的灵魂从他的身体里飘然散去，他的目光在那一刻才变得清晰起来，妻子正蹲在地上，双手搭着女儿的肩膀，有一种保护的架势。她们目光中如出一辙的恳求与胆怯使他羞愧，他的内心变得前所未有地柔软起来，记忆不是沿着生活的轨迹而逐步累积，而是在酒醒的那一刹如强行注射般涌入脑海。
“爸爸明白了。”他说。他把屁股下面的酒箱换成了椅子，生日那晚的餐桌上只有一个小巧精致的蛋糕，肖瑗在父亲的杯子里倒上了橙汁。“爸，这也是黄的，你就当是在喝啤酒好了。”女儿拿着杯子向他敬酒，肖丰甸鼻子一阵酸，差点把果汁泼出来，急忙仰过头去一饮而尽，这一切被姚芩看在眼里。许多年后，当肖丰甸毫无知觉地躺在病床上时，姚芩正在外面为了凑够医疗费而向亲朋好友到处借钱。从白天奔波到夜晚，无数遍的“肖丰甸不值得你这样”和“想想他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冲刷着她的耳朵，趁着女儿加班，她像曾经的肖丰甸一样过上了就着苹果喝酒的糜烂生活。醉酒之后开始为那诊断书上不到百分之一的存活率而悲愤痛哭，她曾在同样渺茫的希望中汲取每天从床上爬起的动力——期盼丈夫能重新回到女儿九岁生日的那天晚上，那时的肖丰甸温柔和善，目光有神，把家庭中最美好的事物都看在眼里，并且能够为此放下平日里的威严，动情投入地给女儿唱生日歌。
肖丰甸曾和我的父亲说起过退伍后的打算，九十年代末，下海经商的热潮还没过去，肖丰甸的亲戚在北京做生意，想要拉他入伙，他认为这是赚钱的绝好机会，加上部队那几年的退伍政策也非常不错，于是向领导递交了申请。决心改掉恶习的肖丰甸不再对妻女拳脚相加，酒瘾上来的时候，偷偷拎着两瓶跑到山下的涵洞里，或者直接去商店买瓶烧酒，涵洞寒冷潮湿，喝完酒后全身发热，待在那里正好凉快。
一天晚上，当地的农民经过涵洞，看到一个男人正趴在角落，不停地舔地上的水，嘴里念念有词，直夸地上的水甜，喝了神清气爽。农民以为撞见了鬼，用当地话骂了几句，酒劲上来的肖丰甸依然清晰地捕捉到了那些难听的字眼，一手抓住农民的肩膀，抡起手里的酒瓶子就往他脸上砸。农民毫无招架之力，被打趴在地上，脑袋上摸出一团液体，不知道是酒还是血。他拼命呼救，引来了几个路人，肖丰甸意识到事情不妙，连忙往山上跑去。
肖丰甸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姚芩睡不着觉，来我家找我父母，父母和她一起发动了大院的人上山去找，搜寻了一晚上并无结果。第二天军号吹响，肖丰甸才从野地里醒来，昏昏沉沉地跑到部队做早练，问及失踪的事情时答不上话。那个被打的农民也在那天早上把这事上报了部队领导，领导把这两件事一对，认定是肖丰甸干的，受害的农民当面指认后，予以严厉的批评和处罚。肖丰甸的退伍申请也因为这件事而不了了之。
从那之后，肖丰甸恢复了本性，比起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常端起酒瓶往地上砸，咬牙切齿着砸出些难以听懂的家乡话，似乎有骂不完的人和事，整座楼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有时竟涉及到我们家里，大发论调声称他的邻居家庭只是表面和睦，认为我的父亲伪善而母亲嘴碎。这是一场不留情面的当众审判，母亲听到了忍不住要冲下楼去，父亲制止了她，挡在门口说道：“酒后吐露的是真言而非真相。”
在这些哄乱的噪音声中，只有一句话格外刺耳，压过那些不断使人提前防备而又措手不及的酒瓶、餐盘破碎的声音，在那天晚上每一个趴在窗口的听众心中划上一道温柔的伤口，那是肖瑗的声音，带着童稚的尖锐与呐喊：“别打我妈妈了，她是清白的！”
“她是清白的”，好像在为一位犯罪嫌疑人辩护一样，那时我只能想到小孩子的语言能力并不成熟，加上情况危急而仓促，脑海中没有仔细寻找词汇的时间。岁月流逝，我慢慢领悟到，“清白”也许是最为精到的形容。肖瑗的母亲是清白的，她唯一的罪孽是嫁给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丈夫，仿佛是替世上另一个不幸的女人承担了痛苦。她在肖丰甸上班之后打扫隔夜的战场，把一粒一粒的玻璃渣子扫进簸箕，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孔。那些苦难像精心设计的一样不偏不倚地打在她的身上，漫长持久，生活不该对她这样，因为她是清白的，清白到那些噩运显得如此荒唐以致蛮不讲理。
在最无能的年纪里，肖瑗做了很多努力都未曾使他父亲发生转变，一次次地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毒打让她无法再平静地面对星空，瘦小的身影很久没在天台出现过。她在餐桌上端详父亲开酒瓶的方式，把瓶口塞进嘴角，下牙槽抵住瓶盖，手腕和头部同时发力，瓶盖就从嘴角掉落到地上，发出金属片独有的清脆声音。趁她父母不在的时候，肖瑗偷偷从箱子里拿出两瓶酒，试图学着她父亲的样子把瓶盖打开，划破了嘴唇之后顺利地打开其中的一瓶，跑到水池里把整瓶酒倒出，再把空瓶子塞回箱子中，以免父亲起疑心。
几天之后肖瑗意识到这样做毫无用处，离家两步之外就有一家烟酒店，肖丰甸喝完了就让姚芩去买，不会少喝一口酒。因此当肖瑗再次把酒瓶打开的时候，她没有再把瓶口对准水池，而是转向了自己的嘴巴，把酒倒入自己肚中的过程远没有倒入水池那样顺畅。她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花了一个下午才解决了两瓶啤酒。那时她喉咙发烫，像在被猛烈灼烧，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姚芩发现时她已经倒在地上，头部因昏厥时撞在桌角而血流不止。
肖瑗从医院病床上醒来，事情没有向她预料的方向发展。她原本想以此警告她的父亲，只要家中还能看到酒瓶，他就要无数次地面对女儿躺进急诊室里。随即发现自己无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医生告诉她的父母酒精的刺激可能会对她的声带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姚芩摸着她的额头，无助地叮嘱她以后不要再做傻事。肖丰甸在病房里踱来踱去，给了肖瑗几个她无法解读的眼神。等到她出院以后，才就这事情的危险性把她痛骂一场，骂完以后还是偷偷地将自己的酒藏了起来。多年以后，肖丰甸在医院里去世，母亲姚芩埋在她的怀中哭泣，肖瑗自以为对父亲已经丧失亲人间的情感，能够安之若素地面对他的死亡。然而她低估了死亡的分量，它为所有的事情空出一块可以原谅的余地，使她在记忆里触碰到一些不曾发掘的片段。过去的漫长岁月里，肖丰甸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个藏酒的地方，这个习惯源自于肖瑗偷喝他啤酒的那一天，长大的肖瑗早已不会打那些酒瓶的主意，但是肖丰甸仍旧习惯性地把啤酒放到冰箱上面或是煤气灌后面，这种掩耳盗铃的滑稽做法让她了解到自己还是能找到一些关于父爱的蛛丝马迹。
肖丰甸去世之后，肖瑗把姚芩接到了上海，告诉她的母亲悲惨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是她的第二人生。肖瑗的丈夫从事金融行业，夫妻俩恩爱有加，已经开始着手要生孩子。姚芩说：“要是能生个男孩子就好了，了却你爸一个心愿。”什么心愿呢？肖瑗问她。姚芩告诉女儿一个秘密，肖丰甸曾经一直想要个男孩，但是没有办法养二胎，只好把她当做男孩子来养。“或许是他早年不停把自己喝醉的原因之一。”姚芩说。肖瑗这才想起肖丰甸喝醉之后确实会朝她喊“儿子”，给她买的玩具也永远是男孩子爱玩的东西。
我们家在零五年离开广西，比肖丰甸一家早两年。偶然谈及到他们家庭，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开玩笑说：“又到了肖丰甸家暴的时间。”好像回到遥远城市的那幢公寓楼里，肖瑗在躺在天台上数星星，姚芩在厕所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以掩盖啜泣声。我们再也帮不上忙，只能假装有另一户人家会代替我们在肖丰甸动手时冲上前去，假装肖丰甸良心发现产生了戒酒的念头，甚至假装这一家人家其实根本不存在。目睹悲惨本身也是一种悲惨遭遇，能够插手时想象它很坏，以便从同情心那获取些力量，无能为力时我们开始自欺欺人，告诉自己它正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临走的那天，下楼时父母去和肖丰甸一家道别，家门口依然张贴着“家和万事兴”，姚芩呆呆地挽着母亲，好像有很多话想说，最后都变成了眼泪从眼眶中流出，半晌只蹦出一句：“走啦？”“嗯，走了。”母亲说出一句回声很大的话，姚芩愁容满面，迅速地被孤独所笼罩。父亲和肖丰甸也没有多聊，关照了一句“少喝点酒”。肖瑗把她的星座书送给了我，从广西回来之后，我再也没能从夜空中认出猎户座，空气变得越来越污浊，夜空也黯淡无光。每晚抬起头向夜空中望去，唯一能确定的是在某个南方城市的边郊，星空下正躺着一个无辜的小女孩，她的父亲正在酒后失去理智，她的母亲艰难地为她抵挡住了一切。
有一个场景我从八岁记到现在，始终在脑海中徘徊着难以忘却。那是部队大院改建前的年尾，广西的冬天非常暖和，姚芩的身体却止不住地发抖。她低埋着头，双手攥在一起，用颤巍的声音告诉母亲，她偷偷买了逃回老家的火车票。姚芩面容憔悴，上牙槽咬着下嘴唇，眼泪不断地从眼眶中流出，好像淘米时把米粒从食指和大拇指间一颗颗拧落，我从未见过那样大颗的眼泪。母亲问她吃过午饭没有，她摇摇头，母亲去桌上拿我的小饼干给她。小饼干里有一层红色的、粘稠的果酱，她拿在手里没有吃，只是不停地来回抚摸，认认真真地在那抚摸着，直到饼干粉碎，露出红色的、粘稠的果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