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时，爸爸在一个泳池的小吃店工作，离特拉维夫的某个海滩不远。每天清晨五点三十分，他就从家里出发去那泳池，游两公里，在温暖的仅供内部成员使用的休息室淋浴，然后上班。他晚上九点才到家。每天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搬运汽水饮料，烤三明治，在戈登海滩边的泳池小吃店用锃亮的玻璃杯煮咖啡。

多年后，爸爸总说那是他一生中最棒的时光，陶醉地回忆咸咸的海风与酒吧里卖的咖啡、进口香烟的味道在他的肺里混合在一起。咖啡、香烟和大海一直是父亲最爱的三样东西。

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就没那么开心了。爸爸下班回来时，我已经睡了，除了星期六和妈妈一起去泳池边找他，我一直没机会见他。倒不是说我对此心怀怨恨。六岁的孩子无法为自己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父亲有更多时间陪伴他的世界；他只是接受现实。但我还是很想爸爸。妈妈看到我这样，就建议我每天早晨跟爸爸一起去泳池游个泳，然后从那儿打车去学校。

关于晨泳，除了每天跳进冰冷的水里忍受寒冷之外，其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和爸爸一起开车去泳池的回忆很清晰。我们开着银色的标致五〇四，外面天还没亮，爸爸摇下车窗，抽着健牌香烟，描述存在于其他维度的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中的一切都和我们这儿完全一样——同样的路，同样的红绿灯，爸爸嘴角叼着同样的香烟——除了一个细微的差别。而关于这个差别，爸爸每天早上的说辞都不一样——每天换一样与我们这个宇宙不一样的东西。看，我们在平行宇宙，在同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只是在这个宇宙中，我们不是开银色的标致，而是骑一条龙。另一个平行宇宙中，我褪了色的运动裤下面藏着腮，很快我就能像鱼一样在水下呼吸。

我九岁时，父亲找了份新工作。他不用再那样早起，晚上我们也能一起吃晚饭，看看晚间新闻。我从父母家中搬出去时二十二岁，但我坚持每周去看望他们两次，周六则和爸爸一起去他曾工作过的泳池游泳。我四十三岁时，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是五十年吸烟所致的舌癌。医生们发现时，他的病已到晚期，虽然我们从未谈起此事，但我们都很清楚，他快要死了。

我每周一带他去接受理疗，我们坐在候诊室里，等着见操英国口音的理疗师，爸爸有时仍谈论平行宇宙，那里的一切都和我们这儿完全一样，只有一点不同。比如，那里的狗能讲话。或者人人会读心术。或者天是紫色的，甜菜根的那种深紫，奶白色的云朵丛丛飘过，它们看起来很可口。

每次治疗结束，理疗师都会教我如何挽着父亲的胳膊一起散步，以及万一他失去平衡，我该怎么做。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快走到所罗门国王大街和阿洛佐罗夫大街的街角时，爸爸总会停下来。“你闻到了吗？”他指着拐角一家新开的咖啡馆说，“光是闻闻味道，我就能告诉你，这家的咖啡是城里最棒的。”在他患病的这个阶段，他的舌癌已到晚期，他再也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所有的食物和液体都通过一根透明的塑料管直接被送到他的胃里。

一个周一，做完理疗后，我们路过所罗门国王大街和阿洛佐罗夫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父亲不像往常一样只是停下来称赞一番，而是建议我们进去喝杯咖啡。“爸爸，”我犹豫片刻后说道，“你喝不了东西。肿瘤堵住了你的食道。”“我知道，”他拍拍我的后背，“但你可以。”

我们挑了一张人行道拐角处的桌子。我向漂亮的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拿铁和一杯水。她问我的父亲想要什么，他要了双份浓缩咖啡。我瞪着他——疑惑不解——他笑着耸耸肩。女服务员注意到我爸爸脸上内疚的微笑，用疑问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不知该说什么，我点了块燕麦饼干。

咖啡端来前，我们沉默地坐着。我想问父亲为什么他要点咖啡，是不是因为这个服务员很漂亮，但我什么都没说。爸爸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烟盒和放在眼镜盒里的打火机，把它们放在桌上。我们等待着。

几分钟后，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点的东西回来了。她把东西放到桌上：一杯拿铁，一杯水，我面前的盘子里有一块饼干，爸爸面前有一杯双份浓缩咖啡。咖啡的芳香从杯中蒸腾升起。我想喝，但当着爸爸的面这么做似乎不太合适，所以我只是一直盯着它。这时，我透过眼角的余光看到父亲迅速拿起桌上那杯双份浓缩咖啡，一口喝了下去。

这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毕竟，我在肿瘤科医生的办公室里亲眼看到医生为我和母亲指出 X 光片中堵塞食道的肿瘤，就像华夫饼蛋卷上的一勺香草冰淇淋。她当时说，我的父亲再也不能喝东西了。而现在，一个晴好的日子，我们一起坐在这个时髦的咖啡馆，我仍盯着我那杯蒸汽腾腾的咖啡，而他坐在我旁边，消灭了他的双份浓缩咖啡后露出微笑。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也许我们在一个平行世界，也许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他就给我讲了足够多的故事，使我能够在我们这个宇宙疼痛的中心扯开一个洞，洞将我们吸入一个平行宇宙，这个宇宙在各方面都和我们自己的宇宙一模一样，只有一处不同——在这个宇宙，爸爸可以尽情吃喝，也不会在几个月后死去。

滚烫的咖啡顺着父亲的气管滑进肺里。然后父亲呛到了。他站在咖啡馆中央，双手掐住自己的喉咙。他发出湿漉漉的呼哧呼哧的声音，一个肺里汹涌着热咖啡的人发出的声音，很可怕。女服务员惊恐地看着。坐在我们旁边桌子的一个戴眼镜男子跳起来，问我父亲是否需要帮助。

我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刚才我与父亲共同的平行宇宙已经消失，我被送回一个更糟糕的宇宙。爸爸开始漱口，几秒钟后俯身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把他满肺的意式浓咖啡都排干。做完这一切，他从椅子上坐起，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虽然那摊咖啡和痰离他只几厘米远，然后给自己点了支烟。坐在我们周围的人一直盯着他，迷迷糊糊。“我说什么来着？”他对我微笑，烟从鼻孔里喷出，“城里最好的咖啡。”  

顾冰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