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他去世前的一小时，时间刚刚好是清晨五点四十分，戴米恩·布莱克花三分钟为自己做了杯咖啡。
客厅里已经没有了秩序，除了餐桌和冰箱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其他的物品已经悉数被收进了纸箱。灶台上空空荡荡，意式咖啡机旁有一圈淡黄的水痕，昭示着那儿曾经还摆放过其他的电器，那是一台烘焙用的简易烤箱，现在它正窝在某个纸箱内，紧挨着料理机和微波炉。
客厅狭小，且兼具厨房的功能：在它的左侧有灶台，水池，抽油烟机和一溜壁挂式橱柜，浓缩着一个厨房的精华。现在，戴米恩用纸箱将厨房和真正意义上的客厅隔了开来，这样，当他端起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瞥不到厨房里的事了。以往无数次他回家，在玄关处换好鞋子，只要一扭头，就能看到女友遗留在厨房里的东西，有时是一枚戒指，有时是一只袜子，更有甚者，他曾在水池里发现一只假睫毛，它浓密而坚硬，倒更像是水杯刷的一部分。
他认为这是越界行为，不管有没有一堵墙证明它的身份，这些东西都不该出现在厨房。
戴米恩打开咖啡机，发现自己忘了放咖啡粉。然而咖啡粉已经被收得好好的，他的目光在那堵纸箱墙上滑过，他很确定，咖啡粉就放在墙中央的某个纸箱里，因为上头再清楚不过地用马克笔写着“食物”两个字。他将衬衫袖口的扣子解开，卷到手肘处，然后将最高处的箱子一一搬下，他个头挺高，按照中国的尺码换算的话，大约有一米九，他不瘦，但也绝非处于肥胖状态，即使这样，频繁地弯腰挪动纸箱还是让他觉得吃力。他转换了方法，像小时候玩的“推盒子”游戏那样，他将上层的箱子码在一起，这样中间就空了出来，犹如摩西分红海一般，他最终得到了标着“食物”两个字的纸箱。
咖啡粉只剩大概半袋子了，缩在一堆米和空心粉之中，戴米恩不吃米，那些是他女友从老家带来的，她来自湖北省的某地，戴米恩至今记不住地名的发音，就像她女朋友听不出th和s的发音有什么不一样一般，关于语言，有些人根深蒂固地坚守着母语传统，这种固执是如此可怕，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必须。戴米恩来自新奥尔良，在他的老家，华人聚集区年年扩大，越是在异乡，保持传统和团结越显得重要。
盒子里大概有三公斤的米，都是女友带回来的，有些是去年夏天的早稻米，有些则是秋后的粳米，有包粽子用的糯米，顺带着还有一些芝麻和干枣，他们把罐子盖得牢牢的，好像法老的棺材，仿佛只要他一打开，长江流域泥土的气息就会从这些米里冒出来。这些米还维持着原样，一点也没少——戴米恩只会做意面，而女友似乎更钟情于下馆子。到了梅雨季节，它们会渐生霉斑——天知道那些水汽是怎么钻进去的，那个时候他们只好再一一打开这些罐子，将所有的米扔进垃圾桶。然而每年只要她回老家，她必定会带回来这些，重新填满这些罐子。他们的关系也像这些罐子，争吵，和好，储存爱意，再争吵，将储存下的爱统统消耗掉，直到最后，只剩一堆无望的空罐子，谁也没有气力去填满它们。
如今她走了，大概是不会再回来了。戴米恩想，或许搬到新的住所后，他可以一个人吃完这些米，他可以用一部分煮鸡肉粥，另一部分做炒饭，加上足量的牛肉粒，他还可以学习包粽子，尽管他觉得那东西吃起来像胶水。他刚刚接受了一份位于北京的国际学校的工作，首都的新居有个像样的厨房，冰箱也是现在的两倍大，他可以储存足量的食物，从前冰箱有一大半被女友的面膜占据，他甚至不能放榴莲这种有气味的水果在里面，以后不会再有这些问题了。他可以一个人来一场一周左右的旅行，而不用担心猫的问题——女友带走了那只猫。那是一只中国狸猫，毛色斑驳，他们发现它时，它还是个小不点，蜷缩在车轮边，他爱狗多过猫，然而女友执意要养——她甚少对动物表现出爱心，见到流浪狗都战战兢兢，生怕被咬上一口，却在那个冬夜对一只流浪猫表现出好感，让戴米恩觉得不可思议。
咖啡机冒着热气，一股褐色的细流坠入玻璃壶内，荡出气泡，戴米恩耐心等待这壶咖啡出来，这是独属于他和咖啡的三分钟，好像不管谁来，不管什么事发生，他都有足够的借口，“嗨，待会再说，我在等我的咖啡呢。”他会这样告诉别人，然后一口一口抿完咖啡。喝咖啡时绝对不谈工作，也不谈生活，在大约三分钟的时间里，人能得到相对的精神超脱，并且没有任何后遗症，这一点酒精比不了。
戴米恩不喝酒，也不抽烟，这两样东西几乎象征着他父亲失败的一生，当然毁掉他一生的绝不是这些，他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来列举这位失败者的过错，但他发现他只能用一些寻常的意向来表现他的父亲——大麻卷和小药片，龙舌兰和威士忌，永不停歇的骰子，裹着旧报纸的脱线大衣。总之作为一个失败者，他的父亲根本毫无特色。
然而不同于粗制滥造的戏剧和小说，人的一生绝非是靠“成功”或者“失败”就能定义的，三十五年的人生经历让他明白，生活并非一场审判，不存在桩桩件件好事坏事的罗列，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犯着各种错误，又在另一些事情上展现着人性的一面，生活是一件好坏对半拼凑而成的百衲衣，所谓“成功”只不过是为这件衣服披上了一层昂贵的皮草，而失败者最大的失败，在于他们坦荡地挥霍着人性中堕落的份额，将生活推向了巨大的虚无。
除了上帝和他自身，没有人可以对他人的人生负责，戴米恩明白这个道理，他愿意从一杯咖啡开始他清醒的一天，他对自己最大的责任，就是拒绝过他父亲那种浑浑噩噩的人生。
他点开前女友微信的头像，给她发送了分手后的第一条消息：“有空请来拿走你的咖啡机。”
他三十五岁，刚刚结束了一段五年的恋情，对人生有了新的规划，他会在喝完咖啡后洗一个舒舒服服的澡，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唯有一点在他的计划之外，那就是死亡会不加区分地降临在每一个人头上，无论时间地点。
2.
在戴米恩·布莱克去世的两小时后，程维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冬令营借用的是华师大中北校区的教室，出了金沙江路地铁站，时间刚好是七点十五，抬头，缓缓驶进站口的列车几乎破开了一枚完整的初日，在地面投下憧憧的阴影。过去她有一辆棕色的自行车，车篮上挂着黄色的布制向日葵花，是她工作的第一年买的，那个时候她刚来上海，地铁口还没有被共享单车攻占，只有一个五十来岁穿着保安服的黝黑男人负责看管自行车。程维早上骑车从地铁口去华师大，晚上把车停在这里，搭地铁回杨浦的合租房，一天五毛钱的停车费。在她工作第二年的某个黄昏，她没有在一堆自行车中找到她的那辆，看车的男人一摊手，还了她一枚嵌着污垢的五毛铜币，其他概不负责。
后来男人就同她的单车一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溜颜色造型一致的共享单车，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在过安检时，程维总想看看机器后面那个人的脸，看看他是不是曾经看车的那个男人，他操着一口四川话，又或者是重庆话，她不是很能区分得出来，她不确定他是继续在地铁站工作，还是回了老家。
从地铁口骑车去华师大，大概需要十分钟，经过丽娃河，夏天可以看到开得满满当当的睡莲，她总是推车过桥，经过运动场，绿色的栅栏围起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年轻的学生们运球，投篮，再远一点的足球场上，由于视觉受限，她只能看到几个影子在跳来跳去，有时候在傍晚会有校园乐队表演，水平有好有坏，那个时候她没有下班，不过在地理楼上，只要打开窗户，她就能听到乐曲声。
过了操场就是地理楼，也是冬令营所在地，她总是深吸一口气，再投入工作。
七点四十之前，她需要准备好当天教学所用到的所有词卡和教材，负责此事的助教老师刚刚辞职回老家结婚去了，程维不得不连带着她的工作一起做掉。打印机出了故障，程维熟练地打开上头的盖子，抽出卡住的卡纸，用针管吸出墨盒里可能存在的空气，在打印机工作的空档，她要将教室的空调和日光灯一一开启，从储藏室里将易拉宝搬出来，海报上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男士，穿着公司的制服，身边围着一群中国孩子，每个人的眼神都在眺望着远方。
眺望远方，似乎是每个人都在干的事，因为对远方的向往，才能够默默忍受当下，就像老板许诺的北美地区分校长一职一样，虽然更像个空谈，她也在心里种下了期待的种子。
程维将易拉宝摆放在前台，词卡已经做好了，她将纸张的边角敲成圆形，防止学生被割伤，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无聊的学生会怎样对待教具，他们有人被纸割伤过嘴巴，有人吞食过橡皮泥，甚至还有人被抽屉肚卡过头。
一切都做好后，程维打开电脑，开始联系济南某中学的教导主任，他们的生源很大一部分靠维系与各地教导主任的关系获得，程维把礼品券的编码发给主任后，就听到了大巴车的声音，以及学生们下车时的叫嚷。她从包里掏出一枚圆镜，重新涂了口红，对着镜子张了张嘴，制造出一个看不出什么破绽的笑容。
她站在门口，与前来的学生问好，另外两名送学生从酒店来的老师一脸疲惫的样子，昨晚在微信群里，这两位老师报告了一起火灾事故——几名初二的学生在酒店房间里自制烧烤烧着了床单，触发了火灾报警器，为此他们还赔了酒店一笔损失费。
一位男老师面无表情地把发票递给程维，她接过来，预先垫付了这笔钱。
老师和学生进教室后，程维终于得以抽出空来，开始制作夏天美国游学项目的计划表，到了八点半，助教老师突然进入她的办公室：“戴米恩老师还没有来。”
他们一直等到九点，戴米恩还是没有来，助教老师在教室里照着教材给学生上课，里头闹哄哄的，程维不停地拨打着戴米恩的电话，然而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她想起来戴米恩的女友，或许她有戴米恩家的钥匙。
他们进入戴米恩那小小的公寓时，从浴室传来一阵乐声，程维推开浴室的推门，蜡烛燃尽后的气味混合着沐浴乳的椰子味扑面而来，浴池的水面平整如镜，浴盐生成的彩色泡沫还没有完全消散，戴米恩的身体直挺挺地插在水里，只留下乳头以上的部分处于可见状态，他的脑袋枕在浴缸边缘，播放着乐曲的手机就放在一旁的水池上——这是一个永远也洗不完的澡，他死在最放松的状态。
戴米恩的女友尖叫了一声，然后逃了出去，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猫。
直到在戴米恩的葬礼上，程维才又一次见到了她，她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外罩一件灰色大衣。葬礼在戴米恩住处附近的一个天主教堂举行，冬日树木萧瑟，在出租车上就能见到教堂尖尖的顶部，它被涂成了与附近居民楼同色的朱红，连同程维在内，葬礼只有十个人左右参加。
将戴米恩的骨灰盒捧进教堂的，是他的前妻，这位女士已经有了些许白发，一切衰老的迹象都已浮现出来，不带任何隐藏地，她脸颊上的肉无法再抵抗地心引力，显出下垂的样子，嘴唇是她唯一可以使得上力的地方，她紧紧抿着两片嘴唇，不知道是出于对戴米恩之死的悲痛，还是因为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熟悉——她比戴米恩大十岁，生在台湾，三十岁后移民美国。程维想，她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生与上海第一次产生直接的联系，竟是因为前夫的死亡。
3.
戴米恩·布莱克去世后的第三天，苏沛明刚刚译完《食莲者》初稿。
他守在打印机旁，看着它吐出带有油墨味的《食莲者》的纸质版，两个月前编辑与他取得联系，有位独立作者想要找一位价钱公道的翻译，编辑推荐了他，他尽力保证每周能译一万字，这对一个旅行者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苏沛明将初版译稿整理好，放进背包中，里头有他几乎所有的现金和证件，他像其他的旅行者一样，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些东西。他刚从一所二本类院校毕业，没有正经找过工作，游荡在江西已经快一个月了，接下来的目标是云贵高原。
他出了打印店，隔壁是一间卖粉的铺子，他过去从不吃粉，在青旅住了一个月，他渐渐也接受了这口味，他过去爱独来独往，然而在清晨五点，他们喊他起来看日出时，他竟然也顺从地披上大衣，带上手电筒出去了。山顶很冷，黛色的群山在暗蓝背景中静默地矗立着，蓝色渐渐往淡调的方向靠拢，直至一抹绯红生出，让从他嘴里呼出的白气也成了红色，他们中有人递给他一支烟——他不抽烟，但竟然也让对方点着了，那是一个高个子的男孩，他的脸大半藏在灰色的围巾中，要吸烟必须解开它，解开它就露出了带着青色胡茬的下巴，他吸一口，将烟递给身旁的女友，那个女孩穿着驼色的棉衣，一顶黑色的线帽罩住了耳朵，她的手缩在衣袖里，怀里抱着个手电筒，当她发现自然光已经足够明亮时，她灭了手电筒，将它揣回兜里，然后接过烟，颤抖着吸了一口。寒冷是他们最深切的体会，那种冷不在于你穿着什么，从多么冷的地方来，那是独特的属于日夜交替时分的冷，即使是在夏季，那个时刻也总是让人汗毛竖起。
他过去恐惧一切高的地方，在他童年时的某个雨天，父亲为了让窗台上逗留着的一只鸽子进屋，一遍又一遍地试图抓住它，最后从窗台上滑了下去，他到死都没能见到那只鸽子进屋，它只是拍拍湿乎乎的翅膀，在铅灰的天空中找着方向。“真自私，留下我们孤儿寡母的”，母亲在葬礼上这么评价父亲的死，他们大概是觉得他是故意跳下去的——他失业很久了。当然有悲痛，还有亲戚们的劝解，他可以把这一切理解成一种修辞——对辞世的亲人表达悲伤时运用的反讽。他觉得父亲的一生就像那只鸽子一样飞走了，而母亲在乎的好像不是它飞走了这件事，而是“飞走”这个动作所带来的影响。
他几乎已经忘了父亲的样子，只是每年在他的忌日、清明节和冬至日，母亲会带着他去父亲的墓前，要他向父亲汇报自己的人生，从有没有得奖学金到有没有听她的话多穿一件衣服，事无巨细，有时他觉得母亲对生活的执着超乎了他的想像，达到了想要控制一切的地步，她禁止苏沛明去天台之类的地方，更不要说登山了。
苏沛明吸完烟，太阳已经整个儿露出来了，他用脚踩灭了烟蒂，他们一前一后下了山。
他对着纸质稿修改了一遍译文，提交给了编辑，第二天，编辑告知他：戴米恩·布莱克，三日前死于心脏病发。他立即在手机上定了第二天前往上海的车票。
列车驶过丘陵，在一个长长的隧道里停留了大约三分钟，准确来说列车并没有停，只是那暗让人忘了时间，苏沛明的眼睛暂时无法看到稿纸，但是字已经印在他的大脑中了，他止不住地想起那些片段，那更像是戴米恩的自传。
“在我七岁时，夏天想要去泳池，但我们付不出那两块钱，我的妈妈打开消防栓，汩出的水流了一地，我给自己洗好澡，又把妹妹的尿布脱下来——她直到四岁还时不时尿湿床垫，妈妈为了省事整天让她穿尿不湿。我把她红红的屁股凑近消防栓，刚萨雷斯家的女儿大概十四岁，她提着塑料凉拖，正掬着一捧凉水往自己腿上洒去，她抬头，那张长着粉刺的脸上有个大得出奇的鼻子，她用西班牙语嘟噜着什么，似乎是在抱怨我不该把妹妹的粪便弄到水里，那鼻孔里简直要喷出火来。我的妈妈听懂了她的话，照着我的脑袋招呼了一巴掌，可真疼，她下手从来不知轻重，我猜那是因为她没本人什么疼痛感，她的手臂上就有好几个男人留下的香烟的烫痕，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父亲留下的，距离我上次见到他，已经快两年了，他总说圣诞节会回来，但没说是哪个圣诞。不过她被烫伤以后，我们就能去一家卖墨西哥卷饼的店吃上一顿，我厌烦了每天往牛奶里掺水的日子，果汁也很淡。因为这一口吃的，我对母亲的巴掌没有怨言。晚上母亲不总是在家，如果她不在家的话，刚萨雷斯家的女儿会来我们这，她同妹妹共用一条毯子，我妹妹真是个乖孩子，她总是很容易睡着，她睡着后，刚萨雷斯家的女儿就会钻进我的被子里，我们会玩一些无聊的小游戏，老天作证，我那时真的对这件事的性质一无所知，大多数时候她会让我舔她的‘热盒子’，那里有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的妈妈曾因为我不乖让我喝过一些，有时她会在我的背上蹭上一会，等我再大几岁，就该对这事有反应了，但我七岁以后就搬走了——我的妈妈被发现死在一个公寓里，据说是死于谋杀，警察对破案兴趣寥寥，我至今记得通缉文书上那个男人的脸，他的胡子几乎覆盖了整个下巴，眼睛里面红红的，我可不相信他是因为看什么爱情电影而哭红了眼，我外婆管这种眼叫魔鬼之眼。那之后我们就被一家天主教会设立的孤儿院收留了，辗转几个家庭，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找到了我的外婆，又找到了妹妹的亲生父亲——那时我才知道我跟妹妹并非出自同一个人的精液。但我为她高兴，因为我总觉得我的爸爸可能已经死了，他们说已经给他的邮箱发过邮件了，我看到了邮箱的后缀，那是一家总部在阿拉斯加的石油公司，他没有回，我猜他一定是冻死在那儿了，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会祈祷上帝少降一些雪在他的坟墓上，让他免于受冻。我央求福利院的佩特里小姐让我送妹妹去她爸爸家，我看到他们的花园里有几个陶制的小精灵，戴着彩色的帽子，藏在绣球花和鼠尾草之下，入口处的台阶是深色的大理石，几乎能照出我的影子，佩特里小姐让我们在草地上蹭了蹭鞋底，以免在大理石上留下脚印，我的妹妹不爱说话，她顺从地擦了擦，半个身子都靠在我身上，我知道那是她表达不安的方式，但那时我觉得这里没毛病，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宅邸，你甚至可以从带有天使图案的纱窗上看出房主对这个家的用心程度，我敲了门，亲自把妹妹送了进去。三个礼拜后，在陪外婆做弥撒的时候，我再次见到了妹妹，她顺从地跟在爸爸和继母后头，就像以前跟着我在消防栓旁嬉戏一样，但她的眼神很空洞，后来我才从她口中得知，她的父亲一直在半夜进出她的房间，让她的夜晚只剩无尽的噩梦，我悔恨自己亲自将她送进魔窟，但是我无能为力，我甚至惧怕再见她，那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犯罪者。我那时在外婆家也不适应，我与一位叔叔共用一个房间，他有时候会带女孩子回来，有时候一个人躺着看书，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的，但他会在纸上写一些诗，用西班牙语或者英语，他教会了我一些诗歌的基本规则，但我内心一直抗拒学习西班牙语，我猜是因为刚萨雷斯家女儿的原因，后来有次我在街头商店里碰到她，她的牙齿几乎已经掉光了，他们说她染上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大概活不了几年了。我大学毕业后真正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系统不再认为我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儿童，我去了纽约，住在一个几乎只能放的下床的公寓里，在一家金融公司打杂，其实就是打电话给人推荐股票，但挣得可少了，工作性质也跟电视上华尔街精英们的形象差得远。有一年圣诞，我正在公寓点亮小小的圣诞树，有人敲了敲我的门，我看到一个胡子上挂着冰柱的人，不知道是出于寒冷还是真的已经老了，他出奇得矮，像过去我看过的东方电影里练了缩骨功的人，他说他是我的父亲，我说不可能，我的父亲早就死在了阿拉斯加，他对着圣诞树顶端小小的天使发誓，他真的是我的父亲。他太老了，除了一辆拖车，再没别的住处，最后一任女友也在五年前离他而去，他央求我帮他找一间养老院，我不用出钱，但需要填写资料，定期应答一些电话，好让他们知道他并不是处于完全被抛弃的状态。我这么做了，突然间有了父亲，我很不适应，每个月他们给我打电话报告他的情况时，我都会假装自己正在谈什么了不得的生意，然后匆忙挂上电话——不，我不想知道他有没有在浴室摔伤，也不想知道他是不是误吞了消毒水，每个月的应答电话使我惶恐，为了逃避那种惶恐，我决定去东方——他们总在谈论中国，于是我抱着重新开始的想法，开始了在东方的生活。”
火车驶出了隧道，苏沛明的眼底再次映上了原野的风景，重重的山峦在日光下泛着黄色，不知是树木本身的颜色，还是阳光的神奇作用，暖阳中的风景让他想起母亲为他织过的毛衣的触感，它蓬松柔软，让人想把脸埋进去深吸一口。
4.
葬礼在他去世后的第五日举行。
戴米恩曾经身高一米九，他们把他放进骨灰盒时，他的重量已经比不上一罐糯米了，他被前妻捧在手里。她一直是个倔强的人，三十多岁一个人跑到美国，在一家餐馆一边打工一边考NYU的研究生，他那个时候差不多总在那家餐馆吃饭，在餐巾纸上写一些小诗，最后看着它们被收走，塞进满是汁水的垃圾桶，有一次她在给他端来食物的时候忽然说，上次那首诗写得不错。他以为爱情就会这么降临，他们有空总是一起去看一些展览，或者去看演出，但她告诉他，她只收获了一段珍贵的友情，因为她没有绿卡，一切都是奢望，他讨厌那些“系统”，不管是孤儿院，养老院还是移民局，但他还是同意与她注册结婚，以夫妻的名义生活在一起，直到她顺利取得绿卡，他们的关系也回归成朋友。
前妻捧着他进教堂，神父在念着什么，他已经没有耳朵去听了，假使上帝还愿意借一双眼睛给他，他会看向右侧靠后坐着的那个女孩，她着黑裙，眼底一粒小小的黑痣，她说在她的家乡，这样的痣意味着爱哭，戴米恩见她哭过两回，一次是她十九岁时被家长投诉，她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兼职的助教，孩子大概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无法确定食物来源，但她还是因此被罚了将近半个月的薪水，那个时候她哭了。第二次是她二十三岁，他们一起回她湖北的老家，她的父亲说，自己不会有一个黑人女婿，她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没有真正地哭。回上海后她很久都没再联系他，直到她弟弟结婚需要付新房的首付，戴米恩出了将近一半，在那之前他已经负担了她大学期间所有的学杂费，这笔钱让他们的关系延续了一段时间，他不确定分手的原因，但他的确在她的手机上见到过一些陌生男性的头像。
他那双不存在的眼睛向左看去，是留着短发的另一个女孩程维，她从山东来，他有时候是个直脾气，签证和医疗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冲程维吼。在他过去存在过的身体上，肛门处有一道伤痕，他在泰国旅游时感染了疟疾，造成了肛瘘，那个时候前女友不回复他的信息，他们在冷战，大概是为了一个一万块的手袋，程维下班后会带一些果汁去他家——他术后半个月只能喝果汁，他们会看一会球赛，大多数时候程维都很安静，让他想起他的妹妹。看完球赛程维会抽一会烟，电视上播着一家三口去迪士尼的广告，程维告诉他，在迪士尼还没建起的时候，她跟前男友去看那一带的楼盘，走到门口的时候，对方说，要不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回老家挺好。程维赌气地说，要回你自己回。结果他真的自己回老家结婚生子去了，连撒娇的机会都不给她。他在当地的一家国企工作，是个海员，一年中有九个月的时间在海上，可能他需要的是那种能够一个人在家带孩子的妻子。
在程维身旁，是一个长发的男孩子，他姓苏，是他自传的译者。写书曾经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他写书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和懊悔这些负面情绪，他写书是因为这些想法在他脑子里，他必须写下来。苏在不久前来过上海，参加一个音乐节，邀请了他，他们在绿草地上被太阳晒了一个下午，临近傍晚又降了雨，他们躲进一个有篷子的舞台边，DJ放着唱片，前来避雨的人越来越多，原先在那里铺块桌布吃三明治的女孩不得不站起来给进来的人让出空间。舞台的屏幕上闪现着一些几何图案，随着乐曲的律动变换着，苏在手机上看着舞台和音乐人的信息，告诉他接下来他想去对面的舞台看一个乐队的演出。但是，现在在下雨，演出搞不好会延迟，他这样告诉苏。万一演出会准时进行呢？苏回答。后来雨势渐小，苏和他在积满水的草地上行走，他告诉苏，上次走在这样的草地上，是去他妹妹家，那时他想揍他妹妹的父亲一顿，越过刚下过雨的草地，在大理石台阶上留下脏脏的脚印，才发现屋子空空荡荡——他们搬家了。苏的鞋子上沾满了草叶和泥浆，那时他刚毕业，在穿过这样的障碍时显得雄心勃勃，他可以花好几个月在旅行上，也可以通宵译稿。然而现在看，他的头发长了，眼底也出了黑眼圈——旅人的疲惫在他身上一览无余。
假使上帝能让他的灵魂继续保留一双眼睛，他会飞升至教堂朱红的塔尖上，看着参加葬礼的人在葬礼后离开这里，他们行迹不同，像被撒下的一把珠子，滚落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从此与他再无关系。
注：奥德修斯归途中被大风吹到“食莲人”国土，当地有名为lotus的果实，食之可忘却故乡和烦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