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堂风

过堂风

真正的诗意都存续于黑暗之中,关掉灯,空间就可以延伸为无限大。

2月 16, 2023 阅读 469 字数 8571 评论 0 喜欢 0
过堂风 by  李濛

(一)

小时候,我们住在小城北缘的平房区。小城又叫风城,每到春天,大风从北边呼啸而来,在胡同里汇聚成一股强大气流,冲撞着奔向城市的腹地。老人常常吓唬小孩,千万别去巷子口玩,否则一阵过堂风就把小孩吹走嘞,看到菜市场里那个讨饭的瞎子没,就是因为小孩在大风天跑出去,被一阵风吹没了踪影,他苦苦找了一个月都没找到,生生哭瞎了眼睛。

那时我们为了飞翔做出过很多努力,比如学着武侠剧里的侠客练习轻功,趴在老奶奶编织的蹭鞋垫上假装是乘着飞毯,甚至干脆爬到院墙上模仿鸟儿扇动双臂一跃而下。听着这样唬人的故事长大,我们不但不恐惧,反而越发歆羡那个被风带走的小孩。于是等大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就跑到巷子口,朝北而立,期待一阵过堂风袭来将我们带上高空。

赵松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玩耍的孩子里,他长得最瘦小,胳膊腿细得像火柴棍,我们都猜测如果大风来了,他一定是第一个飞起来的人。为防止飞得太高找不到家,我们叉开腿手挽着手站着,筑成一道低矮的人墙。

有一次劲风如约而至,裹挟着黄沙和塑料袋攻城略地。我的眼睛里进了沙子,松开手去揉眼,身边的赵松突然“啊”的一声,向后趔趄了几步,身体像树苗一样晃了又晃。“赵松要被风吹跑啦!”我担心他飞起来后就再也落不回地上,也顾不得眼里的沙子,慌忙跳起来往他身上扑。其他孩子也跟着扑过来,一个摞着一个,把赵松压在了最下面。

后来,城区改建,平房拆迁,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曾经被我们用来练习轻功的矮墙被推平,取而代之的是供人娱乐的单杠、双杠和跷跷板。楼房施工到一半的时候,我曾和赵松跑来瞻望,猜测那些方方正正的窗子中,哪一扇后面才是我们的家。小区建好后,我们作为第一批拆迁户搬了进去,像蜜蜂住进了蜂巢。我和赵松还是邻居,我住楼上,他住楼下。

我们每天放学后结伴回家,也不急着上楼,总是要坐在小区的跷跷板上闲聊一会,以此拖延写作业的时间。赵松始终吃不胖,瘦得像难民,我仗着身体健壮,经常突然跳起再猛地落回跷跷板上。赵松被高高地跷起,他拼命把身体往下压,然而脸憋得通红,双脚还是无奈地在半空中扑腾。

搬家后我和赵松偶尔还会试着寻找那阵神奇的过堂风。但城市外缘种了防护林,北风在林中磕绊而行,又在高楼之间中兜兜转转后,力道已是减弱了不少。赵松伸展双臂,仰头望向天空,“真想飞啊。”我那时读了不少自然科学读物,连忙卖弄道:“就算真来大风了也飞不起来,除非你的骨头是空心的。鸟能飞就是因为骨头里充满空气,浮力比人大。”

然而等我们长成大人后,赵松真的飞走了,只不过是坐的飞机。他飞去了一座巨兽般的大城市读书工作,与我们渐渐少了联系。我和大多数同学则掐断翅膀,留在家乡脚踏实地地朝九晚五、娶妻生子。我换了新房,从家到单位步行只需五分钟,每天下班后会在客厅的跑步机上跑一个钟头。跑步机上累计的里程数越来越多,已足够横穿中国的两个省份,而我却仍然蜷伏在小城的一隅。也不知道是跑步机隐喻了我的人生,还是我的人生已提前被跑步机剧透。

偶尔,像鱼儿探出水面喘气那样,我们也会驱车遁逃到郊外爬山。坐在小山坡上眺望家乡时,会发现高楼正逐渐吃掉平房,大超市正逐渐吃掉小卖部,风城变得越发拥挤喧闹,像一个酣战中的棋盘。

(二)

赵松三十岁的时候,又回到了家乡。我开车去接他,他站在出站口,只背了一个双肩包。人还是很瘦,两腮瘪进去,颧骨高耸而锋利。我问他这次打算待几天,他抓了抓枯草般的头发,说:“不回去了。”

赵松的父亲不久前突发脑出血,从急救室出来后就全瘫了,整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膛红得像烙铁。其实在我的印象中,赵父一直都是这样的姿态,只不过以前是因为醉酒,现在是因为瘫痪。

赵松一家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曾经在我们看来如蜂巢的小区,如今已变得陈旧斑驳,淹没在了更高更新的商品楼群里。楼下的跷跷板竟然还在,坐上去后会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呻吟。每天傍晚,赵松给父亲喂过饭,擦洗完身体,就下楼坐在跷跷板上发呆。夕光渐渐暗淡,赵松用脚蹬地,借着反作用力让身体跟随跷跷板起起落落。跷跷板锈蚀严重,早已看不出曾经的色彩,赵松的很多件衣服都沾染了锈迹,怎么洗也洗不掉。

父亲瘫痪后,赵松的母亲就跟着熟人去韩国打黑工了。五十岁的女人,不能像老爷们儿那样去工地卖体力,就只好在饭店里帮人刷碗盘。每月月初,母亲都会托人从韩国寄回来一些钱,让赵松给父亲买药吃。

我问赵松回来后靠什么生存。他说他是编剧,不用坐班,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每天写两集电视剧剧本,用邮箱给甲方发过去。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说的编剧实际上是枪手。影视公司策划一个电视剧,会先找大编剧写好大纲,再将大纲交由小编剧写好分集剧情,最后才将分集剧情给到枪手,往里面填补对话和动作。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枪手的稿费不到两万,是小编剧的二分之一,是大编剧的二十分之一。但剧集开播后,编剧一栏的署名只有大编剧一人。

我去赵松家看过,留下了一兜水果和一箱早餐奶。他父亲睡的单人床从卧室搬到了客厅,一来是为了赵松工作时也能留意到父亲的状况,二来是为了给父亲解闷,看电视更方便。但赵父似乎对电视并无多大兴趣,每天醒来后,凸出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电视柜旁的鱼缸。鱼缸里养的是一种热带鱼,只有小孩的拇指那么长,色彩鲜艳有光泽,鱼鳍飘逸如鸟翼。这种鱼的繁殖能力很强,最初只买了两条,养着养着就变成了十条,最后十条变成了几十条,在鱼缸的方寸空间中密密匝匝地游动。热带鱼没法丢到河里放生,赵松就捞出一些送朋友,但送的速度远比不上鱼繁殖的速度。后来他干脆不买鱼食了,饿了热带鱼几天后,鱼缸里就上演了大鱼吃小鱼的戏码。没过多久,鱼群的数量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鱼缸里有了留白,赵松捞了一把水草放进去,玻璃灯桶的光照下,鱼群在水草中翩跹穿行,煞是好看。

盯着鱼缸看,是父亲每天唯一的娱乐活动。他微侧着头,眼球跟着鱼左右游动,口水顺着嘴角淌下来,浸湿了枕头。就这样盯上一整天,等天黑了,就闭上眼睡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再接着看。日复一日,父亲的生命好像附着在了鱼身上。有次赵松给鱼缸换水,将热带鱼暂时转移到了厨房。看不见鱼缸的父亲突然变得呼吸急促,胸腔剧烈震动,布满血丝的眼球用力鼓出来,模样十分骇人。赵松慌忙把鱼缸放回原处,父亲这才渐渐恢复如常。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随便挪动鱼缸,在客厅走动时也要小心别遮挡了父亲的视线。

(三)

赵松回来没几个月就失业了,再没有人找他写剧本。即使是枪手,也要常常跟影视公司开剧本会。赵松远在家乡,脱不开身,公司也不会为了方便他一人而特意召开电话会议。他不能写,换人就是。编剧专业的学生一抓一大把,这个行业里最不缺的就是枪手。

失业之后,赵松养成了买彩票的习惯。买得不多,每周二去医院领药时路过彩票站,就顺手买一张刮刮乐。最多一次中了五十块,但大多数都是“谢谢支持”。他把这些没中奖的刮刮乐收集起来,一张一张贴到书桌上方的墙上,就像中学时往墙上贴誊写英文单词的便签纸。赵松只在刮刮乐的上缘贴了两面胶,风从窗子吹进来时,花花绿绿的彩票就飘起来,发出沙沙声响。

没有了收入来源,赵松开始尝试自己写小说。每天伺候完父亲,就伏在桌子上写作,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我问他都写了些什么,他就拿出写了一半的小说给我看。Word文档,宋体五号字,足足码了十几页。我已多年不读书,上万字的故事对我来说太长了,实在看不下去,就让他讲给我听。他说这是一篇表现主义小说,主角有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他家的门消失了,偌大的房子只剩下了窗户。门的消失没有让他烦恼,反而令他倍感快乐,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拒绝上班和社交,孑然在家看书写作吃零食。生活必需品用完了也不用发愁,用长绳把篮子从窗户放下去,送货员就将他购买的东西放在了篮子里。后来主角爱上了一个姑娘,姑娘每晚七点下班,准时从他的楼下经过。他就将写好的情书放在篮子里交给姑娘,姑娘第二天再通过篮子传递回信。 

我问门为什么会消失,是被人从外面砌上了?他说这不重要,反正就是消失了,这是一种隐喻。我点点头,说挺有创意的,心里想的却是这实在是太扯淡了。

赵松连续写了几个月的小说,长中短篇都有。他整理了一长串文学刊物的投稿地址,将作品一个邮箱一个邮箱地投过去,但不出所料,全部石沉大海。上小学的时候,赵松是全班作文写得最好的学生。那时班主任让我们每个礼拜都要交一篇周记,不低于五百字。我和很多同学抓耳挠腮,连五十个字都憋不出来,只好买了作文书来抄。小城只有一家书店,品类稀少,《小学生作文选》常年位居畅销榜。整个班级都靠着这套作文书应付班主任,经常一不小心就和另外的同学抄到了同一篇文章。赵松从不抄作文,他的灵感源源不断,从花鸟鱼虫到国家大事,都可以成为他周记的素材。我看过他的周记本,铅笔字密集却工整,每篇文章都远远超过了五百字。后来有一篇周记还发表在了风城晚报上,刊在第四版的右下角,方方正正的一个豆腐块。赵松告诉我,那是他三十多年来唯一一篇公开发表且署了自己名字的作品,稿费五块钱,正好够买一张刮刮乐。

赵松习惯在晚上写作,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用DVD看老电影。他看电影的时候从不开灯,整个房间,只有电视屏幕和鱼缸里的玻璃灯桶散发着幽暗光芒。他说真正的诗意都存续于黑暗之中,灯光是有体积和重量的,大开着灯会挤压屋内空间,而关掉灯,空间就可以延伸为无限大。他讲了很多,但我觉得他主要还是为了省电。等父亲闭上眼沉沉睡去后,他就把鱼缸里的灯桶也关掉了。老电影的配乐声,鱼缸气泵的嗡嗡声,还有父亲节奏稳健的呼噜声,在昏黑的客厅里穿行荡漾。电视屏幕忽明忽暗,黑白电影中小狗在阳光下咻咻奔跑,穿着燕尾服的卓别林正拄着拐杖慌慌张张地横穿马路。

(四)

赵父病倒一年后,赵松的母亲从韩国回来了。她说现在首尔的饭店都引进了洗碗机,再也不用黑工刷盘子了。回来后就去一家卤味馆里谋了件事做,帮后厨剥鹌鹑蛋。洗衣服的塑料盆,满满地盛着煮熟的鹌鹑蛋,母亲搬了个小马扎坐在饭店后门,一个接一个地剥。鹌鹑蛋个小,皮薄,剥起来很麻烦,总是一不小心就把蛋白也抠破了。母亲四下望了望,见没人注意自己,就将抠破的鹌鹑蛋揣进兜里,晚上带回家炒菜吃,这是他们家每天珍贵的、免费的蛋白质来源。

有一次,赵松和母亲推让最后一枚鹌鹑蛋时掉了眼泪,责怪自己太没用,除了给父亲喂饭喂药,什么也分担不了。母亲叹了口气,说早知如此,当年就不督促他好好学习了,任他逃课上网不写作业,没什么远大志向,留在这个小城谋一份公差,兴许现在还过得不错。 

年少时成绩优越的孩子们如今在大城市里辛苦谋生,学习不好的留在家乡,考入体制内,日子反而过得丰衣足食。这是小城市的生存悖论。赵松回来后,几个还在联系的老同学搞了一次聚会。有人携着夫人赴宴,有人酒过三巡后被妻子一个电话叫走,整个包间,赵松是唯一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人。那些退休后闲得发慌的老阿姨们也不敢做他的月老,没有稳定饭碗和自己的房子也就算了,还摊上了一个卧病在床的老父亲,哪个姑娘敢看上这样的人哟。至于才华,他倒是有一些的,但在这样的小城,才华是最没有价值的摆设。 

聚会结束后,大家陆续回家。我的同学几乎都买了车,其中还有不少购置了SUV。但城市太小,任意两点之间都能靠步行或自行车实现位移。城市的交通建设逐渐承载不了数量猛增的机动车,闹市区的十字路口,车流越来越长,像游戏机里的贪吃蛇。无数个被堵在红灯下的时刻,我幻想从高空俯瞰家乡的画面,那么多奥迪、丰田、别克在狭窄街道里左右腾挪,仿佛是一只只笼养的小兽。

也许是被母亲的话触动,也可能是参加同学聚会受了刺激,赵松突然决定报考公务员。他买了一堆复习材料,母亲在家照看父亲时,就去图书馆里复习。

这是风城唯一的图书馆,仅两层楼高,五十块钱办一张图书证。夏天的时候,阅览室里的人要比冬天多。因为图书馆温度适宜,饮水机里的水免费喝,吸引了不少退休后无事可做的老年人。老人们每天午饭后聚到阅览室,在固定的桌子上打牌,管理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着低头绣十字绣。老人们起初还压着喉咙用气声说话,耍到兴致高昂时,手舞足蹈,欢声笑语,也顾不了什么图书馆规章制度了。赵松在阅览室另外一侧看书,被吵得心烦时,就故意咳嗽一下,声音拔得很高,尾音拖得很长。老人们心领神会,便马上又收了声。

赵松的复习计划大概只实施了一个礼拜,做了两套模拟题后,他便决心与申论不共戴天。每天还是照旧去图书馆,只不过看的不再是考试资料,而是茅盾、塞万提斯和三岛由纪夫。他穿梭在书架之间,午后的阳光斜射过来,他投在地上的影子瘦削如一把钢刀。馆内大部分书都有年头了,但因为鲜有人翻阅,品相都还不错。他近乎深情地拂去封面上的灰尘,动作之轻柔,似乎是在抹去情人脸颊上的泪。

好书被冷落在书架上实在是人间憾事,赵松心中惋惜。再去彩票站时,他破费了一把,多买了一打刮刮乐,也不刮开,随机塞到了几本小说里。他想,假以时日,或许会有另外一个寂寞的读书人,能从中感受到世间某处微弱的呼应。

(五)

省考的成绩出来了,赵松毫不意外地落榜,怕母亲失望,拖了很久才告诉她。曾经一起当过枪手的朋友知道他处境不佳,给他介绍了个活,帮一个卖保健品的淘宝店撰写文案。赵松说他从没吃过保健品,不会写。朋友说随便诌几句就行,反正全天下的保健品还不都是那一套功效,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那年夏天,我变得不爱回家,妻子身上的葱花味儿和孩子疯闹后的汗臭味让我厌倦。下班后我一边抽烟一边开车,在小城里兜兜转转,最后就转到了赵松家楼下。我在楼下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透过窗子看到我来了,就换了衣服下来。我很少上楼闲坐,我说我烟瘾大,熏到伯父就不好了。但真实原因是,赵父死盯着鱼缸的样子太诡异,鼓胀得几欲爆裂的眼球令我寒毛直竖。

赵松坐在跷跷板上,我站在一旁,一直闲扯到天都黑透。他说:“你知道吗,跷跷板这里,就是我们小时候手拉手等过堂风的地方。可惜现在楼把风挡住了,再也没了小时候的感觉。”我说:“小时候被大人骗了,再大的过堂风也吹不走人的,连猫狗都吹不走,能吹走人的那叫龙卷风。”赵松兀自说下去:“我爸爱喝酒,喝醉了就打人,每次他耍酒疯的时候,我都特别希望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希望能有一阵过堂风把我和妈妈带走。但我爸不是一个始终都在喝酒打人的混蛋,他不醉酒的时候很慈祥,对我和我妈很好。就是这点温柔的回忆牢牢地绑架着我们,让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不得不困在这里照顾他到死。”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手中的香烟闪着猩红的光,一圈一圈向内燃烧。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使劲蹭了蹭,“妈的,蚊子真多,叮了好几个包了。”

赵松回家满三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永远都忘不掉那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周末下午,我、赵松还有另外几个哥们儿去郊外爬山,谁知还没爬到半山腰,天色突然变得昏黄,狂风大作,树冠被吹得左摇右摆。暴雨将至。我们一边咒骂着天气预报一边往山下跑,等钻到车里发动引擎,才发现赵松没有跟上来。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往后方望去,一不小心迷了眼睛,好不容易再睁开眼,只见一片被扬起的黄土中,一个黑色的身影正跌跌撞撞地往山顶跑。那是赵松,他那么瘦,好几次险些摔倒,但仍撑着膝盖爬起来,继续逆风狂奔。 

天霎时黑了下来,树叶在狂风中咆哮。我扯着喉咙喊赵松快回来,但声音瞬间就淹没在了风里。我猛按车喇叭,但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越走越远。最后,赵松终于在高处停了下来,他好不容易保持住平衡,像鸟儿张开羽翼那般伸展双臂,迎风而立。

暴雨如瀑,闪电劈碎天幕,雷声穿云裂石。我从后备厢拿了伞,往赵松的方向跑去。但风雨太猛烈,伞刚撑开就立刻散了架。我丢到坏掉的伞,冒雨冲到赵松身边,来不及说话,拉着他就往低处跑。拽住他的那一刻,我心里突然一惊,一个大男人,怎么会这么瘦,简直比小女孩还要轻。

我把他按在车里,帮他扣上安全带,用外套抹干净脸上的水,然后劈头盖脸地骂道:“你他妈疯了吗?被雷劈到就好玩了?”赵松紧抿嘴唇,脸色惨白,一路上没再说一句话。车开到他家楼下时,他冲我点了点头,就转身下了车。黑漆漆的夜里,他孱弱的背影瞬间就被雨帘吞没了。

这天,老住宅楼由于硬件设施老化,遭受雷电影响后中断了供电。赵松家鱼缸里的气泵和恒温器无法工作,热带鱼不到一个晚上就都死掉了。赵父侧着头,眼睁睁看着鱼儿一条接一条地露出白色肚皮。待到最后一条鱼也轻飘飘地浮上水面时,赵父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父亲死后,赵松总觉得房子里弥漫着一股肉体衰朽的气味。他以为是父亲没走干净,于是整日大开着窗子通风,又点了几炷香熏烤父亲躺过的地方。但日复一日,那气味不但没有消散,反而愈加挥之不去。直到有一天,赵松对着镜子刮胡子时在眼角找到了几条细纹,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他自己的气味,是他无力逆转的、慢慢变老的气息。 

(六)

我出席赵父的葬礼,安慰赵松道:“你也算尽了孝心了,老人家瘫了三年,早走就是早享福。”赵松眼里布满血丝,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他穿了一身黑色西装,人显得更瘦了,从侧面看过去,身子几乎是窄窄的一条。

葬礼结束后,我开车载他回家。车窗摇落,风灌进来,赵松的身子晃了又晃。我说:“你怎么瘦成这样?不吃饭吗?”赵松垂着头,说:“吃不下,没胃口。”汽车加速,风力愈劲,他的屁股抬起了几公分,身子飘飘荡荡的,仿佛随时都会像一只氢气球那样飞出窗外。我慌忙关上车窗,他又落回了副驾。我说:“你骨头是空心的吗?明儿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再瘦下去小心出人命。”他说:“没事,不用看。”

我问他:“老爸走了,老妈身体还可以,既然不考公务员,是打算再回北京吗?”他摇摇头,说不回去了,现在企业都只要小年轻,他三十多了,也没什么硬技术,估计会找不到工作。我问他还写不写小说了。他苦笑一下,头垂得更低了,似乎要把脑袋缩到耸出的双肩里。“还在写呢,但是没有杂志愿意发表,也没稿费可以赚。”

父亲离世后,赵松的母亲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赵松身上,催他考编制,最不济考个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没有好工作怎么找得到好媳妇?你也不小了,就别再让我操心了。”赵松以沉默应对母亲的抱怨。他越来越久地耗图书馆里,仿佛穴居的小兽躲进岩洞。有时看书看到眼睛酸痛,他就站在阅览室的窗边向外眺望,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这座小城。

风城一年有四个季节,春天和秋天很短,夏天和冬天很长。城区里只有两条主干道,一条东西向,一条南北向。东西向的那条街上有一间医院、两所小学、三家超市;南北向的那条路上遍布着住宅、饭馆和理发店。年复一年,小城里楼变高了,车变多了,但学生们的校服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式,阿姨们广场舞的动作仍然没有创新,就连姑娘们相亲时问的问题也是如出一辙。他开始陷入恐慌,不知道是人们在小城扎根生活,还是小城在以隐蔽的方式烹煮着居民的人生。心中有了这样的疑问后,赵松变得恍惚而麻木,连他钟爱的图书馆也丧失了吸引力,变成了一栋温度适宜的避暑建筑。而茅盾、塞万提斯和三岛由纪夫也不过是一堆由华丽辞藻堆砌的坟冢。

他变得越来越寡言,也越来越不爱出门了。有好几次我在楼下喊他下来散心,他也只是在微信上说懒得动。我仰头望向他家客厅的那扇窗子,心想莫不是他的家也突然没有了门,他被困在了一间只有窗户的房间里。

又过了很长时间,我从赵松母亲那里得知,赵松竟然失踪了!他离开得悄无声息,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没有带走任何一样东西。我们报了警,尽可能联系到了所有认识他的人,但还是找不到有效线索。赵母抹着眼泪离开后,我又和警察聊了一阵,“他是被绑架了吗?”警察说不像,没有动机。我又问,“莫非外出散心迷了路?”警察说:“正常人外出,会不带钥匙、手机和钱包吗?”一阵凉意如卷草藤蔓般沿着我的脊柱蜿蜒而上,我颤抖着喉咙,结结巴巴地问:“他……他应该还活着吧?” 

警察给我看了看赵松保存在电脑里的小说和日记,说作者似乎长时间承受精神上的困扰,不排除轻生的可能。大概是看我脸色惨白,神色恍惚,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只是推测,推测而已。”

此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人再见到赵松。好几个晚上,我都连续做着一模一样的梦。梦中,赵松坐在跷跷板上对我笑,他说:“过堂风马上来了,我要飞走啦!”黄昏欺近,他在夕光中越来越瘦,最终变成薄薄的一片。起风了,他冲我挥挥手,随后两脚用力蹬地,跷跷板借着反作用力升起来,将赵松弹到空中。就这样,他再也没有落下来,被北风托举着越飞越高,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我依旧过着以前的生活,养家糊口,朝九晚五。偶尔感到无聊了就去找老朋友玩,但见面后无非就是喝酒吹牛,酒足饭饱后再各自回家。一次同学聚会,我喝得有点高,不敢开车,只能踉跄着往回走。我的视线有点模糊,看不清脚下的路,横穿草坪时,一不小心左脚踩到了右脚,整个人向前摔倒在地。我的半张脸陷进了潮湿的泥土中,柔软的青草搔着我的鼻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内陆小城,我竟然听见地下传来了潮汐的声响。

我突然很想念赵松,酒也醒了大半,便转头朝赵松家走去。赵母还没有睡,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转身去厨房沏茶。沙发对面是一张写字桌,赵松小时候趴在上面做作业,后来又伏在上面写小说和剧本。桌子上方的白墙,贴满了没有中奖的刮刮乐,花色以大红大绿居多,在白炽灯光下,显得热闹非凡。

窗子没有关,平静的夜里突然吹进一股疾风。那阵风在客厅中穿行而过时,墙上的彩票就被猛地掀起。它们随风胡乱摆动着,发出呼啦啦的声响,远远看去,仿佛那面墙上正伏着一只只展翅欲飞的蝴蝶。

李濛
2月 1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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