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手册

文青手册

作为文青,最重要的是得有作品,没有作品的文青,充其量只能叫文艺爱好者。

3月 8, 2020 阅读 649 字数 11989 评论 0 喜欢 0
文青手册 by  高晓松

少侠朴树,清白之年

我的兄弟朴树,名字是我给改的,原来叫濮树,我要出他专辑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写,笔画太多,将来万一火了,给人签名的时候得多累啊!后来我就建议他改名为“朴树”。俩字儿一写出来,都是木字旁,枝枝丫丫向上生长着,很好看,就像一片树林。

我经常改人名字,那时候年轻气盛,做小柯的专辑也是,录完了,后来都要下厂印刷了,我说不行,不能叫柯肇雷,因为小柯老师那“柯肇雷”,“肇”字太难写了,我说咱们就叫小柯吧,这样好记,给人签名的时候也好签。

我应该是音乐圈里第一个见到朴树的人。大概20多年前,我刚刚发表了那些校园民谣歌曲,火了,成了一个年轻的烧包,特膨胀。那时候有手机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就拿着我那“大砖头”四处张扬,整天招摇过市。有一天突然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你是高晓松吗?”我说我是。他说:“我叫濮树,我想卖歌。”他说话特别简练,能少说一个字就少说一个字,完全不符合他北京人的身份。我说可以,于是约好地方见面。当时约见的地点在一个小树林的外面,结果来了一姑娘,我开玩笑问:“你是电话里那濮树吗?”姑娘说:“我是他女朋友,他不太好意思见人,在小树林里躲着呢。”于是我就信步走进了小树林,就见到了又高又帅的朴树,有一张极为帅的忧郁的脸,发型很奇怪,后边很短,前边很长的那种,发绺遮着英俊的脸庞。

后来我带朴树去了我家里,说:“你既然要卖歌,就先唱几首呗。”随后他就唱了几首歌,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当时唱了《火车开往冬天》,还有一首《天上有个花园》,都跟季节有关,琴弹得非常好,歌唱得也非常好。他的嗓音脆弱动人,听得我浑身上下乱掉鸡皮疙瘩。我就跟他说:“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卖歌啊?自己唱多好,你形象又那么好。”他很直白地说:“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我只想卖歌赚钱,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我听完以后更加喜欢这孩子了,觉得他挺有志气。我就说:“就算音乐圈里白痴多,但也还是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比如我。你的专辑就交给我来做吧。”

随后我们就开始操办起他专辑的事儿。那时候麦田音乐还没成立,我就自己出钱录了他的几首歌,《火车开往冬天》《天上有个花园》等,其中除了《火车开往冬天》,其他大家可能都没听过,他还有些歌压根就没发表过。

朴树成长得太快了。后来宋柯回国,我们一起成立了麦田音乐。宋柯见到朴树、叶蓓等新人,也激动极了,我们便开始一起制作这些美好的唱片。先签下朴树和叶蓓,后来还签了尹吾,准备出一个系列—红白蓝系列。初创的麦田音乐在我们心里是一个无比幸福、无比美好的青春回忆。那时候大家都热爱音乐,做音乐也不能成为巨富,不像今天大家能挣很多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出于热爱,媒体也没有娱乐版,而是真的都是一些乐评人,懂音乐的。

每天麦田音乐下了班就开小饭桌,当时有一个山东来的小姑娘给我们做饭,做得非常好吃,朴树、叶蓓、尹吾都会来,《北京晚报》当时的大乐评人戴方也来,大家一起吃小饭桌。吃完就开始弹琴、唱新歌,包括宋柯宋老大也弹琴,唱他那些大学时候骗姑娘的歌。那真是一段愉快的记忆啊,大家喝着小啤酒,聊着天,聊着梦想,聊着怎么把唱片做到最好。

当时还出了我的音乐作品集《青春无悔》,我每天特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跟宋柯坐在那儿看评论。那时候的评论不像现在,在播放器下边就能显示1万条评论,那时候是手写信,还有传真。我们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然后就坐在那儿看各种各样的人写来的长长的信。

那个时代是属于文艺青年的时代,非常值得怀念的时代。

后来开始录朴树的第一张专辑—《我去2000年》,录的过程中很痛苦。任何时候跟一个像朴树这样拥有完美主义精神的音乐家合作,你都会很痛苦。开始是我操刀,但是我渐渐力所不及,因为朴树成长得太快了,我已经调来了中国最好的乐手跟他一起排练,包括李延亮、王晓东等。但是大家都很痛苦,最后一合计,还是请张亚东来吧,当时朴树已经开始从民谣摇滚转向电子音乐。亚东来了后,录音录得非常艰辛,一会儿录一版,一会儿录一版,而且最痛苦的是没有钱。

我们最惨的时候,用模拟录音,而且倍速给他录,这样的话效果更好一点,十五分钟录一盘,三首歌。录完三首歌结不起棚费,结果人家录音棚就把母带给扣了。扣了以后,宋柯再去找另一个棚,然后再进去录三首,然后又被扣到那个棚里。最后直到唱片卖出去的时候,才把人家棚费结了,才把那母带拿出来。虽然那时候很痛苦,但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很美好。

朴树是一个在今天看来已经很少见的人,他有点像化石,或者化石还不足以形容他,他像琥珀,他的音乐就像琥珀外边那个坚硬的东西,他就被这些音乐冻在里面。当你透过他的音乐去看他的时候,你会很幸福地看到,当年那只音乐虫子还在里面,翅膀还是那样鲜艳,还是那样晶莹。那是我最喜欢的音乐世界里的朴树。

朴树第一张专辑当时大卖,人也火了,但他其实很痛苦,因为他不太喜欢那种生活。每次大家一起去跑宣传,去演出,他都很痛苦。有一次我们从天津跑宣传回来,在高速公路上他突然说:“停车。”我们问停车做什么。他说:“夕阳特别好,我要下去看。”我们说:“那我们也没法在高速公路上等你呀!”他说:“你们先走,别管我了。”他那时候特别逗,永远一手提着一把吉他,另一只手提着一壶水,不是那种小矿泉水瓶,是那种大壶。记得那天他抱着吉他、提着水下了车,然后就坐在高速公路边上,一边弹琴,一边看夕阳。

他是大家心爱的那种人,大家不管自己在生活里、在名利场里怎么摸爬滚打,怎么满身尘土,都特别想保护他。这是一句心里话,不光是我们麦田音乐,其实整个音乐行业都特别爱他,大家不管在外面干什么乱七八糟的事,看到他的时候都特别想保护他。有时候他坐在那儿,三个小时都不说话,只低着头,就让人好心疼。

到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朴树开放了很多。《生如夏花》这张专辑我太喜欢了,听过无数遍,比第一张要更喜欢一点,因为第二张成熟了,第一张他更多是在追求和试探音乐的方向。为了求新,他差一点都不让把《白桦林》收进来,嫌太老,最后求他半天,终于把《白桦林》放在B面第三首。当然,还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歌,比如《失传已久的大海》,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那种悠扬的民谣,没放进来。第二张专辑《生如夏花》非常成熟而完整,属于词、曲、唱、编、弹都完美的,可以载入中国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

后来,整个行业都变了,从音乐圈变成了娱乐圈,大家在盗版市场的挤压下星散,剩下的人苦熬着。后来市场忽然又好了,一切都好了,大家又都出去挣钱,然后“选秀”来了,各种各样的大潮,一拨接一拨地来。大家都改变了很多,我也改变了很多,宋柯也改变了很多。在这期间我跟宋柯带着一支队伍,跟长征似的,经过了多家唱片公司—华纳、太合麦田,然后是恒大音乐,最后到阿里音乐。但是无论走到哪儿,心里始终想着“根据地”里的亲人,觉得终于有点钱了,得赶紧把“根据地”里的亲人给找出来,一起继续搞音乐。

朴树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也很喜欢。他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有段时间极度痛苦,就跟我说:“你来帮我写首词吧。”我当时大吃一惊,因为他几乎没有让别人写过词。我俩之前大概只合作过一次,就是那首《春分》,而且情况还不太一样,那是我们共同给别人写歌,我当时是制作人,问他要了首曲子,我写的词。但是他自己唱别人的词还真的没有过,电影的主题歌倒是跟别人合作过词,那也是因为人家韩寒是导演,而且韩寒写的词也不错,但在他自己专辑里可真的从来没有过。我一直觉得作词是他的第一强项,当然旋律也好,节奏更是神奇,基本上我在KTV听别人唱他的歌,哪怕最简单的《那些花儿》,都没唱对过。因为他的歌曲节奏非常特别,几乎全都不在正拍上。

他歌词写得非常好,华语作词人里,我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有几个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尤其是比我好的朴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所以他说让我来写歌词,我就傻了。然后听了半天那首歌,就是现在这首《清白之年》,也是我觉得这张专辑里最好的一首歌。我想来想去,终于写了一稿,可连自己都觉得不好,他当然也觉得不好,所以就没用。我当时还担心该怎么办呢,他这唱片都快出棚了。我那段时间也是整天忙得四脚朝天,也没时间再去琢磨这个事了。直到这首歌出来,我第一时间仔细地听了一遍,就觉得写得真好,比我写得好。“此生多勉强,此身越重洋,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这样的词,我真的写不出来!

这就是朴树,他的歌词有那种特别神奇的中文的感觉,他其实不是那种读过万卷书,背过十三韵等等,靠底子写东西的人,他全靠燃烧,但是每当他燃烧的时候,能把中文给燃烧成这样,把中文燃烧成一种崭新的语言,这是非常难的。所以他才能那么多年做一张专辑,因为燃烧这个事情,不是你随时随地就能把自己当二踢脚放了,这需要积累很久才能燃烧一把。所以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特别喜欢,单曲循环听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很认可朴树的第三张专辑,可能有人会觉得没有之前的好,但因为我了解他,我知道他的成长,我知道他内心的变化,所以我能懂他。我认为《猎户星座》依然是今天不可多得的一张好唱片,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于朴树的趣事儿有很多。记得他到麦田音乐不久,我还问他:“当时在小树林外跟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联络的你的女朋友呢?”他说:“分手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女朋友抱怨我,给我写了一首小诗:书不念,琴不练,把你的女朋友丢在一边,梦想何时才能实现?”还挺押韵。听起来有点像薛宝钗在劝贾宝玉考取功名。可是,他如果天天念书、练琴,跟你腻在一块儿,每天追逐欲望跟梦想,他还是朴树吗?所以你要是打算好了跟朴树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就得打算好跟一个艺术家在一起,而不是跟一个追逐所有这些东西的人在一起。朴树就是新时代的贾宝玉。

朴树话少,少到什么地步?举个例子,我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有一阵子特别特别窘迫,在美国找不到出路,在中国也很多事情干不了。实在不知道找谁借钱。后来快活不下去了,想起朴树,毕竟是自己人嘛。然后就给朴树发短信,说:“哎,我特困难,借我点钱吧。”他的回复特简单:“多少?”我说:“十万块吧。”他又回俩字:“卡号。”总之所有回复都特别简单。过了一年,我突然收到他发来的一则消息,也是俩字:“还钱。”那个时期大家都不容易,他同样特困难,只有相濡以沫。于是我也学他,回了俩字:“卡号。”然后把钱又打过去。

对于所有文艺青年来说,电影永远是心中的一个大梦。1999年,我终于开始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请了周迅、朴树和夏雨参演。即使到现在,我依然很喜欢这部电影,里面到处散发着荷尔蒙和迷惘的气息,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真实的青春。听起来特别荒诞,周迅和朴树就是在这部电影里认识的。我还记得几个可爱的年轻人刚开始谁都不认识谁,我们全剧组在北戴河一个特别简陋的小学教室里,所有人做自我介绍。轮到他们仨的时候,我说:“周迅带个头,虽然年纪不大,但你是老演员。”周迅说:“我叫周迅,演员。”然后朴树就低着头站起来说:“我叫朴树,演员。”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他俩的恋情有过很多报道,我想起来依然觉得温暖在心。那个时候看他俩在剧组里逐渐相爱,我自己还挺高兴,觉得这样更能在电影里演出真情实感。朴树毕竟是第一次演戏,结果他戏里戏外都特别投入,甚至有一次还跟我吵了起来。那时候剧组投入成本低,大家拍戏都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十分辛苦。

有一次在拍摄现场,周迅睡着了,他就在旁边守着,坚决不许人叫醒周迅,每次人去催,他就说:“让她多睡会儿,让她多睡会儿。”还有一次拍戏拍到特别晚了,他跟我急了,突然扯着我说:“你让不让人睡觉?你让不让周迅睡觉?她都已经困成那样了。”我当时也急了,为了拍戏,大家受点累实属正常,虽然我平时脾气挺好的,但我还是当着全剧组的面跟他急了,我说:“就她是人吗?其他人都不是人?我们全剧组几百人不都没睡吗?不都是从早到晚那么干吗?”那是我唯一跟朴树发生冲突的一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美好。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我们就全体出发,到长城上面拍戏。等大家把重型设备全都搬上长城架好后,戏还是无法开拍。因为他俩正在长城上的一个墙角处严肃地谈着什么。我过去了好几次,说:“是不是要开始了?”朴树说:“再等会儿,再等会儿。”好像他俩在谈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爱情嘛,在年轻人心中是超过一切的。就这样,一直挨到太阳都上来了,摄影都跟我急了,说:“导演,真的不行,咱不能再等了,太阳已经到那儿了,再不拍就没法看了。”最后,我只好过去跟周迅说:“小周,你是职业演员,你是老演员,你带个头吧。”一分钟后,他俩终于过来演戏了。

朴树是一个特别认真、执着的人。后来过了好多年,有次周迅来我家,我跟她聊起当年在剧组朴树守她旁边,不让别人打扰她睡觉。她听完很久后,脸上露出一个精灵般的笑容,眼里却泛着泪花。他们两个的感情其实很有意思,很像两个艺术家在一起,充满了那种激情,但是艺术家和艺术家在一起又燃烧得太快了,因为这一个人燃烧就已经够可以的了,朴树就有点像把自己当二踢脚给点燃了,放到天空点亮的那种人,然后再来一个艺术家,两人在一起燃烧得太过厉害。

有一天三更半夜,他俩给我打电话说:“出来喝杯酒吧。”于是我们就跑到电影学院外面,在一个酒吧还是什么地方坐着。然后我说:“什么事啊?”他俩说:“我俩打开空空的冰箱,然后冲里面看了半天,最后看出来一件事儿,你知道孤独是什么形状的吗?”我说:“孤独是什么形状的呀?”我当时脑子里闪出村上春树的《再袭面包店》,书中那对孤独的夫妻也是看着空空的冰箱,最后两人出去袭击了一个汉堡店。他俩回答说:“孤独是三角形的。”我说:“噢,确实呀,三角形最稳定嘛,孤独是人生一种稳定的形态。”

这就是他俩深更半夜打电话叫我出来的原因:想跟我分享“孤独是三角形的”。

两位艺术家在一起燃烧得过于灿烂,也就注定会燃烧得太快。很多年后的一天,我的朋友圈两次被刷屏,一次是铺天盖地的朴树的新歌《平凡之路》首发,一次是周迅在杭州的慈善演唱会上举办婚礼。当天晚上,我翻了一下周迅的朋友圈,当大家都在为她的新婚送上祝福时,她却发了一条动态,推荐朴树的《平凡之路》,让我特别感动。

十几年前,朴树在《那时花开》里,会用17种语言说“我爱你”,那时的周迅直瞪瞪地看着镜头,仿佛看着自己如风的岁月。我坐在监视器前面,为了从指缝中流走的那些日子断了心肠,那时候我也那么年轻,那时候我们都坚信自己会有不凡的人生,滚滚红尘,遗世独立。

如今我们都老了,平凡得如同路边的树木,虽然不再呼喊奔跑,却默默生出许多根,记住许多事,刻下年轮,结出果实。偶尔有风吹过,思想起初来时世界的模样,每个人都会被原谅。

文青韩寒,乘风破浪

聊聊文青韩寒。

韩寒想必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大家对他都非常了解,他也是一个时代著名的文青代表。他那一代人大部分是读着他的小说长大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读他的小说比较少,更多是从他写的那些锐利的杂文开始注意到他。说起韩寒,就不得不提我和他之间那些有趣的交集。

我和韩寒是不打不相识,而且打了很大的一仗。如果大家在2006年的时候都上网的话,应该都还记得我们那场“战争”。

现在回想起来,十多年过去了,其实挺可笑的。他在网上掀起文坛的论战,结果越战越乱,好似“三英战吕布”,他是“吕布”,挑落一个又一个对手。大作家陆天明也加入了战团,开始我们都是旁观者,陆天明跟他的论战又牵扯到了陆天明的儿子—著名导演陆川。结果陆川也被打得灰头土脸,晚上喝酒,跟大家倾诉说你看怎么弄这个事儿?后来我在旁边听着,说:“哎,我这好像有一发子弹可以拿出来打一枪。他在他的小说《三重门》里全文引用了我《青春无悔》的歌词。”好像在别的地方也还引用了什么,我因为没读小说,但是看到很多人评论过。

我说:“以前我没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在版权法里,这确实是违法的,因为这是用于出售的商业作品嘛,全文引用别人的作品,未获授权。”这件事其实搁在今天,大家都觉得当然应该获得授权等等。可是在那个时候,版权法什么的普及还不够,于是我说:“哎,那我就拿这事儿出来,弄他一下吧。”

于是我就发了一博客。当然了,我的律师也很激进,其实这个事儿的解决办法就是赔点钱,然后重新获得授权,或者再版的时候删掉就可以了。当时我的律师也年轻,说:“咱们打一大的,咱们让他把书都下架。”结果,我就发了一博客,傻了吧唧的,就按照律师说的,说你把书都下架。因为实际上如果判的话也是判赔钱以及再版的时候删掉,或者是重新获得授权,结果这一下搞得太激进,弄得自己也很被动。

当然了,更重要的其实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能在网上跟人打仗的人,我是一个相对还比较温和的人,韩寒那个时候超级凌厉,再加上铁粉也多,大家就群起而攻之,导致我本来挺在理的,最后好像变成我没理了一样。所有人都涌上来,说:“我博客里引用了罗大佑的歌,我博客里引用了许巍的歌,让他们来告我吧。”当然这性质不一样啊,博客不是营利性的,书是卖钱的,这是版权法严格规定的。

后来我看到韩寒领衔众多作家痛打百度文库时,写过一篇特别精彩的文章,批评百度未获授权登载大家的文章。那已经是“论战”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看到他的那篇文章后,还专门在微博上转发,赞叹文章写得漂亮、凌厉。我后来甚至想,我如果当时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没准能打好那场“论战”!不过我估计自己还是不行,一直就不善于在网上跟人打仗,最后打得灰头土脸,本来占理儿,结果完败,也算是给了我一个很深的教训。

从那之后,我就不再跟人在网上打仗。而韩寒则因为单枪匹马挑落了一大堆老家伙,包括陆川跟我,从而一战成名,成为万众瞩目的少年英雄。而且杂文写得越来越棒,针砭时弊,抨击时事,让人越看越喜欢。实际上,“论战”刚结束那会儿,我心里挺别扭,之后随着越来越多地看他的文章,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就慢慢地开始欣赏他。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在上海松江拍电影《大武生》,拍摄地正好就在他家旁边,记得好像是在新浪时任总编陈彤的撮合下,说这个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大家不打不相识,一起把酒言欢吧。我们就算是认识了。

再后来韩寒来北京,我就跟他说:“咱俩和了挺好的,我把陆川也叫来,大家就把当年那一页揭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于是我叫来了陆川,那天晚上来了好多人,在霄云路上的一个酒吧,大家相谈甚欢,其乐融融,还拍了一些神头鬼脸的照片。

再之后就是我特别感动的一次,我的《大武生》上映的时候,正好因为自己醉驾嘛,还在看守所里待着,所以非常着急。自己花了那么多心血的电影,宣传怎么办呢?我只好打电话找人帮忙。在看守所里是可以合法打电话的,是那种磁卡电话,但是打电话必须得在看守的旁听下进行—你不能打电话出去串供或者是干什么“攻守同盟”的事儿。当然了,我那罪行也没法儿“攻守同盟”。

其中有一个电话是打给一名美国记者的,很有意思,因为我在出事之前约好了一家挺著名的美国媒体的专访,结果没法去了,就给人家打电话,说:“对不起,我去不了了。”因为得讲英文,看守就说:“不行,你不可以讲英文,你必须用我听得懂的语言,让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于是电话就没打成。然后我就给韩寒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宣传一下电影。他说:“行,我争取,我尽量。”随后我又打了一堆电话给上海的很多朋友。结果令我特别感动的是,电影在上海首映那天,只有韩寒一个人来了,而且他是刚刚在山东参加完赛车,风驰电掣地赶到上海,身上的赛车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冲到了首映式现场,然后一个人站在我的电影海报前面,力挺我,帮我做宣传。

看守知道我关心自己电影的事儿,帮我买了报纸,拿进来给我看,说:“你看,你这哥们儿还挺仗义的。”我非常感动,大家知道人在落难的时候有人帮你,这个是锦上添花的时候不能比拟的,所以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后来又过了一两年,他身陷“代笔”风波,有次来北京,我做东,叫来当年明月,大家一晚上在一起聊天吃饭。

那天晚上我感触很深,他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当年明月属于历史知识无盲点的那种人,简直是一个行走的历史图书馆,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韩寒则明显阅读量有限,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更是无法跟当年明月相比,当然,除了历史专家,中国能跟当年明月比历史知识的也没几人。所以后来当年明月还跟我说:“这哥们儿好像没读几本书啊。”我说:“是啊,有一种人叫‘不学有术’,这种人其实更厉害,他天生就聪明,天生就有‘术’,不像一般人,得读好多好多书,总结好多经验那种。”

那次其实也没帮上他多大忙,我看那一仗他也打得非常吃力。当然对我来说,我因为没有看过他从前的小说,所以也没办法来评判,或者发表一下意见,说到底有没有人代笔,或者有没有剽窃别人作品。但是我想说的是,我看过他的一本小说,就是《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这本小说我非常喜欢,有点儿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影子,而且笔锋凌厉。单论这本小说,我认为不会是一个年长的人代笔的,除非他能找八个人代笔。这个小说明显就是他自己写的,充满了他那种凌厉的风格,以及他对社会的看法、看社会的角度,还有那种年轻人的挣扎、冷酷以及温暖。

有一次回国路上,看到飞机上在放他的电影《乘风破浪》,我就看了,竟看得热泪盈眶。电影很不错,而且真的非常打动我,可能联想到了我自己和父亲的关系吧。总之,触碰到了许久以来郁结在自己心里的东西。我想说的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觉得这两部作品—《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和《乘风破浪》,实属好作品。当然,韩寒还写过大量的杂文,应该也不会有人代笔。因为那些杂文风格相当统一,而且水准非常高。

如今韩寒长大了,也当父亲了,被网友调侃为“国民岳父”的他,生意也做得不错,开电影公司,开餐馆,不再写针砭时弊的杂文了。但是我觉得,一个文青在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为那个时代留下记录是很宝贵的。而且作为文青,最重要的是得有作品,没有作品的文青,充其量只能叫文艺爱好者。

韩寒不仅仅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至少有像《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乘风破浪》这样的好作品,他称得上是他们那一代人里一个优秀的文艺青年。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他是个好青年。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出的贡献,远远盖过了他那些有争议的地方。

张大春:武装到牙齿的文青

跟大家聊一位我非常尊敬的文青知识分子的代表,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张大春。

张大春应该算老一辈文青知识分子的典型,这样的人今天已不多见,身上带着从民国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旧时代气质。同时他在旧时代里又是一个叛逆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文青最好的样子。

张大春是台湾著名的作家、评论家、书法家,有着家学渊源,父亲国学修养深厚,姑父欧阳中石是赫赫有名的国宝级书法家,所以他从小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同时他又是台湾历史小说大师高阳的关门弟子,因此属于那种武装到牙齿的文青知识分子,琴棋书画,尤其是书法极好。如果大家去我们的杂书馆看看,上面三个漂亮极了的书法大字“杂书馆”,就是大春兄写的。

他写过很多作品,除了小说,他还写了好多京剧、音乐剧,还写歌,周华健那张专辑《江湖》就是他写的词,还入围了第2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也是他做的剧本策划。他的小说在那个时代非常前卫和另类,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尤其是能把魔幻现实主义和武侠相结合。

我最喜欢的他的小说是《城邦暴力团》,大家有机会一定要看看,非常有意思,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我还喜欢他另外一个评论性质的作品《小说稗类》,非常犀利。他身上有知识分子该有的各种各样的素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生活中是特别平易近人、特别可爱的一个好大哥,脸上永远挂着笑,但是在做政论节目的时候,对政府、对当局、对时事的批评是一针见血,非常犀利。这就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最好的素质。

我跟他认识是因为,他最早写《大唐李白》,有一次来大陆的时候,他托人约了我,说:“我们一起去大学聊聊李白吧。”我一听,啊,张大春,我从青年时代就读他的小说,特别崇敬他,所以感到受宠若惊,赶快跑去,跟他去大学里一起讲李白,讲得非常愉快,后来大家就变成了好朋友。现在他已经出版了三大卷《大唐李白》,第四卷很快也要出了。

后来我每次去台北的时候都会找他,有时候在他家里见面,他太太也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原来时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现在是新经典文化的总编辑。时报出版社出版过大量的历史人文类作品,有点像我们大陆的“理想国”,属于那种非常令人尊敬的出版机构。所以张大春夫妻俩都是知识分子,两个孩子还没多大,就已经非常具有小知识分子的气质,经常跟他辩论政治等。

他们家住在山上,山下有一个小饭馆,我们去吃饭,他永远只点酸菜白肉锅。他的生活就是那种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无论谁去他家,也不去豪华饭馆吃,就在山下的饭馆吃酸菜白肉锅。王家卫找他谈论过很多次《一代宗师》,也都在那儿吃的酸菜白肉锅。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去外面,因为我喜欢热闹,所以会到外面去聊聊。记得曾经在台北的街头,我俩抱着一瓶酒,因为所有店都关门了,我们就只好坐在路边,然后彻夜长谈。每次跟他聊天,我都特别惭愧,他还是那样一个知识分子,我却几乎完全成了一个娱乐的人。他至今都随身带着印章,经常与人一起和诗,然后题词,最后把章拿出来盖上。

他来大陆也是,我俩每次都要欢聚。有次他来,我叫来了于丹,因为他俩都是满肚子的诗词歌赋,又健谈,然后把康永哥也叫上,大家一起吃涮肉喝二锅头,度过了特别高兴的一天。

有一次我去台北,他说你来看看我们的戏吧,然后我就特别高兴地跑去,看他在那儿排练小剧场的音乐剧。他写的剧本,讲西施的。里面的西施、东施,完全颠覆了从前的那种印象,是那种非常新颖的音乐剧。他在文学和戏剧方面常常有一些特别有趣、特别前卫的想法,那部剧也是他和他的高中同学—《康熙来了》的制片人、台湾地区大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两人一起做的。之前他们已经做过《岳母刺字》,因为是自己做剧团,所以完全不挣钱,而且台湾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情怀,心存诗和远方。然后也不为钱,就是大家在那儿做一个非常好的小剧团,演他们追求的那些东西,看得我特别感动,我还说我要努力地帮这些戏,虽然是小剧场戏,但是如果引进大陆,也会是非常好的作品,让大家开开眼界。

2014年我过生日之前,看了我很喜欢的导演诺兰的那部《星际穿越》,看得我很感动。影片是带中文字幕的,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英美知识分子恨不得都会背诵的狄兰·托马斯的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不要温柔地走入那良夜》)。我看到这首诗的中文字幕时,心想怎么用这么古老的翻译?当然,这是前辈翻译家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这样去翻译,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因为“Do not go gentle”其实不是“温柔地走入”的意思,不然就得用“gently”,翻译面对的其实就是理解方向的问题。我那么喜欢的诺兰的电影,这么一处翻成中文的字幕,没有完全体现出他的用意,为什么要在《星际穿越》里用到这首诗。后来我自己尝试翻译了一稿,突然想到大春兄中英文都那么好,干脆让他也翻译一版。这有点像过去知识分子和诗那样,这边写诗寄过去,然后那边和一首回来。我就跟大春说:“大春兄,我把它翻成了一首现代诗,你来翻一首古体的吧,你的古文功底那么好。”大春兄几个小时就翻好了,然后给我发来。

我把“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翻译成“绝不向黑夜请安”,大春兄把它翻成“柔情不为暮色开”,简直太有意思了!诗的这种翻译,信达雅之间怎么平衡,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位和观点。我翻的全文是:

绝不向黑夜请安

绝不向黑夜请安,老朽请于白日尽头涅槃,咆哮于光之消散,先哲虽败于幽暗,诗歌终不能将苍穹点燃。绝不向黑夜请安,贤者舞蹈于碧湾,为惊涛淹没的善行哭喊,咆哮于光之消散,狂者如夸父追日,高歌中顿觉迟来的伤感。绝不向黑夜请安,逝者于临终迷幻,盲瞳怒放出流星的灿烂,咆哮于光之消散,那么您,我垂垂将死的父亲,请掬最后一捧热泪降临,请诅咒,请保佑,我祈愿,绝不向黑夜请安,咆哮于光之消散。 

下面是大春兄翻译的,算是杂言古体:

柔情不为暮色开

已矣乎?柔情不为暮色开,豪宕襟期称老怀,聊将愤懑掩黄埃。知之乎?圣贤看往何边去?卮言浑染一天霾,柔情不为暮色开。别耶乎?海天相送如揖让,上善水凝玄天光,此生壮怀付苍茫。迟哉乎?狂夫射日觉崔巍,何妨焦烧尽余哀。柔情不为暮色开。盲然乎?就木之行何壮哉?凝眸冷对凤凰台,聊将愤懑掩黄埃。噫吁戏危乎高哉!苍天诅我以慈悲,佑我以诙谐。柔情不为暮色开;聊将愤懑掩黄埃。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原版的翻译也找出来看看,当然也有很多特别优秀的地方,不然也不会成为一首传世的好诗,也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英文诗歌之一,大家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诗就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不同读解的东西,它不像小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狄兰·托马斯,自己的一版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大春著作等身,数十种小说、杂文、评论、政论等等,现在还在台湾主持着电台节目,他其实长得很帅,但从不为了钱去参加那些娱乐节目,什么像我似的到处露脸比画比画,他就在电台里讲他想讲的那些东西,主要讲那些政论。大家如果没时间读他所有的著作,最起码《城邦暴力团》可以一看。另外,大春兄在蜻蜓FM开了一档节目《细说三国》,我正好也在自己的节目《晓说》里有讲《三国》,但我俩讲述的角度完全不一样。虽然那么多人讲过《三国》,但我还是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三国》。

大春兄国学修养极其深厚,之前在台湾讲过《红楼梦》,讲过《水浒传》,讲过《西游记》,都是信手拈来。说他是文青,有点低估他了,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本文节选自高晓松新书《矮大紧指北1:文青手册》

高晓松
3月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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